第二十章 智人末日 (863)
本书一开始,提到我们是从物理学走向化学、走向生物学,然后走向历史学。而无论是物理作用、化学反应,或是生物的自然选择,都对
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一视同仁、殊无二致。虽然说在自然选择这一块,智人的发挥空间似乎远大于其他生物,但毕竟仍然有限。换句话说,不
论智人付出了多少努力,有了多少成就,还是没办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
然而,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了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法则取而代之。
在将近40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演化都是依循着自然选择的法则。没有任何一种是由某个具有智慧的创造者所设计的。以长
颈鹿为例,它的长颈是因为远古时代长颈鹿原型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因为有某个具有超级智慧的生物所操控。在长颈鹿原型之间,脖子较长的
就能够得到更多食物,相较于脖子短的,也就产下较多后代。没有人(肯定也没有长颈鹿)曾经说过:“如果有比较长的脖子,就能让长颈鹿吃
到树顶上更多叶子。所以我们就让脖子变长吧!”达尔文理论美妙的地方,就是并不需要有某位智慧过人的设计者来解释为什么长颈鹿会有长脖
子。
数十亿年来,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足以设计生物的智能水平,所以智能设计甚至从来都不是选项之一。一直到相对不久之前,微生物都是地
球上唯一的生物,而且能够完成某些神奇的任务。属于某个物种的微生物,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物种中取得基因码、加入自己的细胞中,从而取
得新的能力,例如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然而,至少就我们所知,微生物并没有意识,它们没有生活目标,也不会未雨绸缪、为将来做准备。
演化到某个阶段之后,像是长颈鹿、海豚、黑猩猩和尼安德特人都已经有了意识,也有了为将来做准备的能力。然而,就算尼安德特人曾
经有过这个梦想,希望鸡可以长得肥一些,动得慢一点,好让他饿的时候抓起来方便,他也无法把梦想化为现实。他还是只能乖乖去打猎,猎
捕那些经过物竞天择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鸟类。
大约1万年前,因为出现了农业革命,让古老的系统首次有了突破。那些还是希望鸡能够又肥又慢的智人,发现如果找出长得最肥的母鸡,
再把它与动得最慢的公鸡交配,生出来的后代就会又肥又慢。这些生下来的后代再继续互相交配,后代的鸡就都具有又肥又慢的特点。这是一
种原本不存在于自然界的鸡,之所以经过这样的智慧设计而出现,是因为人而不是神。
不过,与所谓全能的神相比,智人的设计技术还差得远了。虽然智人可以通过选择育种(selective breeding)来走快捷方式,加速自然选
择的进程,但如果想要加入的特性并不存在于野生鸡的基因库里,就仍然无能为力。在某种程度上,智人与鸡之间的关系,就和一般常见而自
然的共生关系十分相似。智人等于是对鸡施予了特定的选择压力,让又肥又慢的鸡特别能够繁衍下来;就像是蜜蜂采蜜授粉的时候也是对植物
施予了选择压力,让花朵色彩鲜艳的品种更能生生不息。
时至今日,这个40亿岁的自然选择系统却面临了一项完全不同的挑战。在全球各地的实验室里,科学家正在改造各种生物。他们打破自然
选择的法则而丝毫未受惩罚,就连生物最基本的原始特征也完全不看在眼里。巴西生物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就在2000年推出
了一项新艺术作品:一只发着荧光绿的兔子。卡茨找上法国的一间实验室,付费请求依他的要求改造出一只会发光的兔子。法国科学家于是拿
了一个普通的兔子胚胎,再植入由绿色荧光水母取得的DNA。当当当当!绿色荧光兔隆重登场。卡茨将这只兔子命名为阿巴(Alba)。
如果只有自然选择,阿巴根本不可能存在。她就是智能设计下的产物。同时,她也可说是一个预兆。阿巴的出现其实代表着一股潜力,如
果这股潜力完全发挥(而且人类没有因此灭亡),科学革命很可能就远远不只是历史学上的一场革命而已。这很可能会成为地球出现以来最重
要的生物学革命。经过40亿年的自然选择之后,阿巴可说是站在新时代曙光乍现的时间点,生命即将改由智能设计来操控。如果这种可能性终
于成真,事后看来,到这之前为止的人类历史就能够有新的诠释:这就是一个实验和实习的过程,最后是要彻底改变生命的游戏规则。像这样
的过程,我们不能只看人类的几千年,而要看整体的几十亿年。
全世界的生物学家现在都正在与智能设计这场风潮相对抗。智慧设计反对所有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达尔文演化论,而且认为既然生物如此
复杂各异,想必是有某个创造者,从一开始就想好了所有的生物细节。生物学家说对了过去,但讽刺的是,讲到未来,有可能智能设计才是对
的。
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三种方式可能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仿生工程(cyborg engineering)
与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
老鼠和人
所谓生物工程,指的是人类刻意在生物层次进行的干预行为(例如植入基因),目的在于改变生物体的外形、能力、需求或欲望,以实现
某些预设的文化概念(例如爱德华多·卡茨心中的那种艺术)。
到目前为止,生物工程本身并不算是什么新的概念。人们数千年来一直使用生物工程来重新塑造自己和其他生物。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阉
割。在英文里,未阉割的公牛称为“bull”,阉割后的称为“ox”,这种将牛阉割的做法已经有大约一万年之久,阉割后的牛比较不具侵略性,也就
比较容易训练拉犁。此外,也有一些年轻男性被阉割,好培养出可唱出女高音优美声调的假声男高音,或是能够协助宫廷事务的太监。
然而,人类最近对生物体运作的研究有长足进展,已经达到细胞、细胞核的水平,也出现了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我们
现在不只能够将男性阉割,甚至还能通过外科手术和注射荷尔蒙,完全改变他们的性别。这还只是开始。
在1996年,下面这张照片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各方反应不一,有人惊喜,有人恶心,有人完全吓傻了。
这并不是改图修图的假照片,而是千真万确的一只真的老鼠,背上被科学家植入牛软骨细胞。因为科学家能够控制新组织生长,就能让它
长出人类耳朵的形状。也许在不久之后,科学家就能用这种方式制造出能植入人体的人工耳。115
图27 在这只老鼠背上,科学家用牛软骨细胞让它长出一只“耳朵”。这可以说是以一种怪诞的方式响应着施泰德洞穴里的狮人雕像。在3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想要结合不同物种的幻
想,而今天我们真的有能力制造出这种嵌合体了(chimera,指由两个以上不同遗传结构的组织组成的个体或器官)。
此外,基因工程更是能做到一些几近奇迹的事,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政治和意识形态议题。而且,并不是只有虔诚的一神教信徒
指责人类不该抢了上帝的角色。对于科学家这种干预自然事务的做法,有许多坚定的无神论者也同样大感震惊。动物权利保护团体谴责这种基
因工程实验,认为这不但造成实验动物的痛苦,而且改造时也完全无视家禽家畜的需求和欲望。人权保护团体也担心,基因工程可能被用来创
造某种超人类,结果就是其他人都成了他的奴隶。另外也早有人预期将会出现生物独裁统治的末日场景,用复制的方式制造出不懂得恐惧为何
物的士兵,不知道反抗是什么概念的工人。许多人都认为,现在人类太快看到太多的机会,手中已经握有基因修改能力,却还无法做出明智、
有远见的决定。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只发挥了基因工程一小部分的能力。现在改造的大多数生物,都是那些最没有政治利害关系的物种,像是植物、真
菌、细菌、昆虫等等。举例来说,大肠杆菌是一种共生在人体肠道里的细菌,只有在它跑出了肠道、造成致命感染的时候,大家才会在报纸上
看到它们造成的消息。而现在大肠杆菌就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用来生产生质燃料。116大肠杆菌和其他几种真菌也经过改造来生产胰岛素,期望
能降低糖尿病的治疗费用。117现在我们也取出某种北极鱼类的基因,植入马铃薯的基因,好让马铃薯更耐寒。118
少数哺乳动物也正在接受基因工程改造。奶农业一直得要面对乳腺炎这项大敌,每年奶牛因此无法产奶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科学家目
前正在尝试将奶牛基因改造,让牛奶里含有溶葡萄球菌酶(lysostaphin),能够攻击造成乳腺炎的细菌。119另外,最近健康意识抬头,消费者
不希望从火腿和培根吃到太多不健康脂肪,养猪业最近正在期待一种植入了蠕虫基因的猪,这种基因能够让猪的脂肪酸从不健康的omega-6脂
肪酸转为健康的omega-3脂肪酸。120
真正走到下一代基因工程之后,这种让猪有健康脂肪的改造就只能算是小菜一碟罢了。现在,遗传基因学家已经成功将蠕虫的平均寿命延
长6倍,也已经创造出某种天才老鼠,在记忆和学习能力上大有长进。121田鼠是一种小型、粗壮的啮齿类动物,很像老鼠,而且大多数品种的
习性都是杂交。然而,却有一种品种有忠贞的一夫一妻关系。遗传基因学家声称已经找出了这种形成田鼠一夫一妻制的基因。只要加上这个基
因,就能让田鼠从爱偷吃变成爱顾家,我们的基因改造能力就不仅能改变啮齿动物的个体能力,甚至有可能改变它们的社会结构。(而且,是
不是人类也能如法炮制?)122
让尼安德特人再现
然而,遗传基因学家想改造的还不只是现有的生物,甚至也想让已绝种的动物再现身影。而且对象还不只是像电影《侏罗纪公园》演的恐
龙。从西伯利亚冰层里挖掘出长毛象遗体之后,由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组成的科学家团队最近已经完成长毛象的基因定序。他们正在计划要拿
一个现代大象的受精卵细胞,将大象的DNA换成长毛象DNA,再重新植回大象的子宫。只要再经过大约22个月,长毛象就能在绝迹近5000年
后再次重现于地球。123
然而,又为什么要画地自限,只做长毛象呢?哈佛大学的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教授最近指出,完成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
(Neanderthal Genome Project)之后,我们就将能在智人的卵子里重建尼安德特人的DNA,在3万年后再次诞生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小孩。丘奇
表示,只要给他少少的3亿美元预算,这就可能成真。而且已经有几位女性自愿担任代理孕母。124
我们为什么需要让尼安德特人再现?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研究活生生的尼安德特人,就能解决某些关于智人起源和独特性最难解的问
题。只要能比较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大脑,找出两者不同之处,或许我们就能知道有什么生物上的变化让我们产生了现在的意识。而且,有人
认为这也有伦理道德上的理由:如果是智人造成了尼安德特人灭绝,岂不该负责把他们救回来?此外,有尼安德特人这种人种也可能很好用。
许多产业可能很高兴,因为两个智人才能做的粗活,尼安德特人一个就能搞定。
然而,又为什么要画地自限,只做尼安德特人呢?为什么不回到最初上帝的那块画板,直接设计出更完美的智人?智人的种种能力、需求
和欲望都根源于智人的基因,而且智人的基因组其实并不比田鼠或老鼠复杂太多。(老鼠的基因组有大约25亿个核碱基,智人约有29亿个,也
就是说智人只比老鼠复杂了14%。)125在基因工程的中程发展(或许就是几十年内),基因工程和其他各种生物工程可能有办法带来影响深远
的改变,不仅能够改变人类的生理、免疫系统和寿命长短,甚至能改变人类的智力和情感能力。如果基因工程可以创造出天才老鼠,为什么不
创造天才的人呢?如果基因工程可以让两只田鼠长相厮守,何不让人类也是天生彼此忠贞不贰?
认知革命后,智人从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变成了世界的主人。然而智人的生理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连大脑的容量和外形也和过去几乎相
同。可见这只是大脑内部几个小小的调整罢了。也或许,只要再有某个小小的调整,就会引发第二次的认知革命,建立一种全新的意识,让智
人再次改头换面、彻底不同。
虽然我们目前确实还无法创造出超人类,但看来前方的路上也没有什么绝对无法克服的科技障碍。现在真正让人类研究放慢脚步的原因,
在于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议。然而,不管现在的伦理论点如何有说服力,未来的发展似乎势不可当;特别是这有可能让我们无限延长人类生命、
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以及强化人类认知和情感上的能力。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本来只是想治疗阿兹海默症,但发现药物的副作用是大幅增进一般健康民众的记忆力,又该如何?这种研究挡得住
吗?而等到药物开发生产之后,会有哪个执法机关能够规定仅得用于治疗阿兹海默症,一般人不得用以取得超级记忆力?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生物工程是不是真能让尼安德特人再现,但这很可能将为智人拉下终幕。操纵基因并不一定会让智人大批死亡而绝种,
但很可能会让智人这个物种大幅改变,到最后就成了另一个物种,而不宜再使用智人这个名称。
仿生的生命
现在再来谈第二种可能改变生命法则的新科技:仿生工程。仿生工程结合有机和无机组织,创造出“生化人”(cyborg),例如为人类装上生
化手就是一例。从某种意义上,现代所有人几乎多多少少都是生化人,用各种其他设备来辅助我们的感官和能力,像是眼镜、心脏起搏器、辅
具,甚至还包括计算机和手机(这样一来就能减轻一些大脑要储存及处理数据的负担)。但我们正要迈入一个要成为真正生化人的门槛,真正
让一些无机组织与身体结合而不再分开,而会改变我们的能力、欲望、个性以及身份认同。
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是美国官方的军事研究机构,正在研究仿生昆虫。这里的概念
是在苍蝇或蟑螂身上植入电子芯片,让人或机器从远程遥控昆虫的动作,并取得昆虫接收到的外界信息。这样的间谍苍蝇就能潜入敌人总部,
停在墙上窃听最机密的谈话,只要别被蜘蛛抓走,就能让我们完全掌握敌人的计划。126在2006年,美国海军水下作战中心(Naval Undersea
Warfare Center)也曾提出计划研发仿生鲨鱼,表示“本中心正研发一种鱼用标签,希望通过神经植入物控制宿主动物的行为”。鲨鱼天生就能够
侦测到磁场,效果比目前所有人类发明的侦测器都灵敏,因此研发人员希望利用它们的这种能力,侦测到潜艇和水雷形成的电磁场。127
智人也正在变成生化人。最新一代的助听器有时也会称为“生化耳”,外侧有一个麦克风,可以吸收外界声音,经过过滤、识别出人声,转
化成电波信号,直接传递到中央听觉神经,再传送到大脑中。128
德国的“Retina Implant”(视网膜植入)公司取得政府资金,正在开发一种人工视网膜,可能让盲人重获部分视力。它的做法是将一个微芯
片植入患者眼中,光感应器吸收进入眼中的光线,将光能转为电能,刺激视网膜上未受损的神经细胞。细胞发出神经冲动刺激大脑,就会转译
为视觉影像。目前,这项科技已经让患者能够进行空间定位、读识字母,甚至也能够辨识人脸。129
在2001年,美国一位水电工杰西·沙利文因为事故而让双臂从肩膀以下截肢。但今天在芝加哥复健研究中心(Rehabilitation Institute of
Chicago)协助下,他能有一双生化手臂。这双新手臂的特殊之处,在于只要用想的就能操纵。杰西的大脑发出神经信号,再由微电脑转译成
电子信号命令,就能让手臂移动。所以,杰西想要举起右手的时候,是有意识地进行我们一般人下意识做的动作。虽然这双电子手臂能做的事
远远少于正常的人类手臂,但已经让杰西能够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的简单工作。克劳迪亚·米切尔是一位美国大兵,她最近在一次机车事故中失去
了一只手臂,现在也装上了一只类似的生化手。科学家相信,生化手很快不只能够随心所欲运动,还能再发送信号传回大脑,也就是甚至能让
截肢病患者恢复触觉!130
图28 杰西·沙利文和克劳迪亚·米切尔握手。他们的生化手臂只要用意识就能操纵,十分令人惊奇。
目前的生化手臂还远远不及真正的有机手臂,但它们的发展潜力无穷。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让生化手臂有着远大于人类手臂的力量,就算
拳王在生化手臂前也会像是弱鸡。此外,生化手臂可以每隔几年就更新换代,也能够脱离身体、远距离操作。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科学家最近刚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几只恒河猴的大脑里面植入电极,再让电极收集脑中的信号,传送到外部设
备。接着,猴子被训练单纯用意识控制外部的生化手脚。有一只叫极光(Aurora)的母猴,不仅学会了如何用意识控制外部的生化手臂,还能
同时移动自己的两只手臂。现在它就像是印度教的女神一样,有三条手臂,而且生化手臂还能位于另一个房间甚至另一个城市里。所以,它现
在可以坐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实验室里,一手抓抓背,一手抓抓头,还能有一手在纽约偷根香蕉(只可惜现在还没办法远距离吃香蕉)。另一只
叫伊多雅(Idoya)的母猴,则是曾在2008年坐在北卡罗来纳州实验室的椅子上,再用意识控制一双在日本京都的生化腿,让它从此世界知名。
那双腿足足有伊多雅体重的20倍重。131
闭锁症候群(locked-in syndrome)是一种神经疾病,病患会丧失几乎所有控制身体移动的能力,但认知能力却完全不受影响。罹患这种疾
病的病人,最后只能用眼球微小的运动与外界沟通。然而,现在已经有几位病人的脑中植入了收集大脑信号的电极。目前科学家正在努力解译
这些信号,希望不只能将信号转为动作,更能转为语言。如果实验成功,闭锁症候群的患者就终于能够直接与外界说话,而且我们甚至可以用
这项科技来阅读他人心中的想法。132
然而,在所有目前进行的研究当中,最革命性的就是要建构一个直接的大脑–计算机双向接口,让计算机能够读取人脑的电子信号,并且同
时输回人脑能够了解的电子信号。如果这种设备成功,再直接将大脑连上网络,或是让几个大脑彼此相连、形成“脑际网络”,情况会如何?如
果大脑能够直接存取集体共同的记忆库,对于人类的记忆、意识和身份认同又会有什么影响?举例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生化人就能够取得他
人的记忆。就算从来没听说过另一个人,没看过他的自传,也不是靠着想象,但却能够直接记得他的记忆,就像是自己的记忆一样。而且,这
里的他人可能是男,也可能是女。像这样的集体记忆概念,对于自我和性别认同又会有什么影响?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怎么“认识你自己”?又
要怎么知道,哪些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梦想,而不是集体记忆中的愿望?
这样的生化人就不再属于人类,甚至也不再属于有机生物,而是完全不同的全新物种。这一切是根本上的改变,其中的哲学、心理或政治
影响可能都还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另一种生命
第三种改变生命法则的方式,则是创造出完全无机的生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能够自行独立演化的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病毒。
现在资讯工程世界正当红的一个领域,就是基因程序设计(genetic programming)。这种程序设计模仿基因遗传演化。许多程序设计师都
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创造出一个能够独立于创造者、完全自行学习演化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程序设计师只是一个原动力(primum
mobile),程序一经发动之后,就会开始自由演化,无论创造者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再能掌握它的发展方向。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程序的原型,也就是一般说的计算机病毒。计算机病毒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会不断自我复制数百万到数亿次,一
面要躲避追杀的防毒软件,一面又要与其他病毒争夺网络里的空间。而总有某一次,在病毒自我复制的时候出现了错误,这就成了一种计算机
化的突变。这种突变有可能是因为病毒设计师,原本就让病毒偶尔会发生随机复制错误;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某种随机发生的误差。假设在偶然
下,突变后的病毒比较能躲过防毒软件的侦测,而且仍然保留着入侵其他计算机的能力,就会在网络里迅速传播。于是,这种突变种就能生存
下来,而且开始繁衍。随着时间过去,网络空间就会充满这些并非由人所设计出来、经过无机演化而成的新型病毒。
这些病毒算是生命吗?这可能要取决于每个人对“生命”的定义,但它们确实是由新的演化程序而生,完全独立于有机演化的法则和局限之
外。
我们再想象一下另一种可能性。假设你可以将自己的大脑整个儿备份到硬盘上,再用笔记本电脑来读取运作。这样一来,笔记本电脑是不
是就能够像智人一样地思考和感受了呢?如果是的话,那算是你吗?还是算别人呢?如果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可以建构起一个全新的数字个体心
灵,完全由计算机程序码组成,但拥有自我的知觉、意识和记忆,这又算是什么?如果你让这个程序在计算机上运作,这算是一个人吗?如果
你删了这个程序,算是谋杀吗?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了。2005年成立了一项“蓝脑计划”(Blue Brain Project),希望能用计算机完整重建一个人脑,用
电子回路来仿真大脑中的神经网络。计划主持人表示,如果能有足够的经费,大约只要10到20年,就能在计算机里建构出人工大脑,而且语言
及举止就像是正常人一样。到现在,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人脑的运作方式类似于计算机(因此也就很难用现今的计算机来仿真),但我们并
不能因此就排除这种可能性。在2013年,蓝脑计划已经从欧盟取得了10亿欧元资金的挹注。133
奇异点
目前,所有这些新契机只有一小部分已经成真。然而,在2014年这个世界上,文化已经挣脱了生物学的束缚。我们现在不只能改造周遭的
世界,更能改造自己体内和内心的世界,而且发展的速度奇快无比。有越来越多领域的行事方式都已经被迫大幅改变,不再能照旧便宜行事。
律师需要重新思考关于隐私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各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医疗保健和平等的问题;体育协会和教育机构需要对公平竞争和成就重
新定义;退休基金和劳动力市场也得调整,未来的60岁可能只像是现在的30岁。此外,它们全部都得面对生物工程、生化人及无机生命所带来
的难题。
想当初,第一次进行人类基因组定序的时候花费了15年、30亿美元,但现在只要花上几周、几百美元,就能完成一个人的基因定序。134根
据DNA为人度身定做的个人化医学时代已然展开。你的家庭医生很快就能告诉你,你得到肝癌的风险比较高,但倒是不用太烦恼心脏病的概
率。医生还能告诉你,某种对92%的人有效的药物就是对你没用,而且另外一种通常会致命的药物反而正是你的救命仙丹。一个几近完美的医
疗世界,已经近在眼前。
然而,医疗知识的改进也会带来新的伦理难题。光是现在,伦理学家和法律专家就已经因为DNA所涉及的隐私问题而感到焦头烂额。保险
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我们提供DNA定序数据?如果要投保人的基因显示遗传性的鲁莽倾向,保险公司又是否有权要求提高保费?以后公司要聘雇
新员工的时候,会不会要求的不是履历而是DNA数据?雇主有权歧视DNA看来较差的求职者吗?而像这样的“基因歧视”,我们可以控告吗?生
化公司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生物或是新的器官,再申请其DNA序列的专利?我们都认同某个人可以拥有某只鸡,但我们可以完全拥有某个物
种吗?
然而,以上种种都还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是吉尔伽美什计划以及未来创造出超人类的可能,将会为人类的伦理、社会和政治秩序带来巨
幅改变。不论是《世界人权宣言》、全球各地的政府医疗方案、全民健康保险方案甚至是宪法,都认为人道社会应该让所有成员拥有公平的医
疗待遇,并且维持相对良好的健康状态。如果医疗只是要预防疾病、治疗疾病,这一切看来再好不过。但如果医药的目的变成要提高人的能
力,情况会有何不同?是让所有人类都能提升能力吗?还是只有少数精英能够享有超人的能力?
我们这个现代晚期的世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认为所有人类应享有基本上的平等,然而我们可能正准备要打造出一个最不平等的社会。纵
观历史,上层阶级总是说自己比下层阶级更聪明、更强壮,整体而言更为优秀。他们过去通常只是在自欺欺人,贫苦农家的孩子智力很可能和
王子也相去不远。然而,在新一代医药推波助澜下,上层阶级的自命不凡可能即将成为一种客观事实。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在大多数的科幻小说里,讲的是像我们一样的智人,拥有光速宇宙飞船和激光枪之类的先进科技。这些小说里的
伦理和政治难题多半和我们的世界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我们的情感和社会问题搬到未来的场景重新上演。然而,未来科技的真正潜力并不在
于改变什么车辆或武器,而在于改变智人本身,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欲望。宇宙飞船其实只是小事,真正会惊天动地的,可能是能够永远
年轻的生化人,既不繁衍后代,也没有性欲,能够直接和其他生物共享记忆,而且专注力和记性是现代人类的一千倍以上,不会愤怒、不会悲
伤,而他们的情感和欲望完全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科幻小说很少会把未来描述成这个样子,因为基本上这种场景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就算描述出来也难以理解。想把某种超级生化人的生
活拍成电影给现代人看,就像是要为尼安德特人演一场莎士比亚剧目。事实上,未来世界主人翁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远大于我们和尼安
德特人之间的差异。我们与尼安德特人至少都还是人,但未来的主人翁很可能会更接近神的概念。
物理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Big Bang)就是一个奇异点(singularity)。在奇异点之前,所有我们认知的自然法则都还不存在,就连时间也
不存在。所以要说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如何,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无法理解的。而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下一个奇异点,所有我们现在这个
世界的意义(不论是你我、男女、爱恨)都即将变得再也无关紧要。而在那个点之后的任何事,都还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
科学怪人预言
在1818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写出了《科学怪人》(Frankenstein),讲的是一个科学家创造出了人造生物,但失去控制、造成
一片混乱。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间,有无数个版本不断讲述着同样的故事。这已经成为新科学神话的一大主流概念。乍看之下,科学怪人的故事
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如果竟敢试图僭越神的角色、试图操纵生命,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个故事其实还有更深的含义。
科学怪人的故事直接向智人提出挑战,告诉我们智人终结的一天已经不远。根据这个故事,除非发生全球核灾或生态浩劫,否则根据现在
科技发展的步伐,很快智人就会被取代。新一代的主宰不仅体形、体态不同,连认知和情感世界也有极大差异。对大多数智人来说,这个故事
都实在太令人不安。我们比较想听到的故事,是未来仍然都是由像我们一样的人来主宰,只是多了高速宇宙飞船,让我们能往来于各个星球之
间罢了。但是,如果说和我们拥有相同情感和认同的生物未来将会灭绝,由能力远高于我们的陌生物种取而代之,这个版本就比较毛骨悚然,
令人难以接受。
对我们来说,把科学怪人描述成一个怪物,而我们不得不为了拯救人类而将之摧毁,算是个比较能叫人放心的结局。我们喜欢这种版本,
是因为这个版本暗示着人类仍然是万物之灵,再也不会有比人类更优秀的物种。此外,想要“改进”人类的尝试也必然失败,因为就算能够增强
身体的能力,重点还是在那崇高而不得碰触的人类心灵。
但人类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科学家不仅能够改造身体,也能改造心灵,未来创造出来的科学怪人可能就是硬生生比人类优秀不知凡
几,他们看着我们,就像是我们看尼安德特人一样带着一种轻蔑和不屑。
* * *
我们还不能确定今天的科学怪人是不是会正如这个预言一般。没有人能够确实知道未来。本书最后这几页所做的预测,也不太可能样样都
说得准。历史一再让我们看到,许多以为必然会发生的事,常常因为不可预见的阻碍而无法成真,而某些难以想象的情节,最后却成为事实。
20世纪40年代进入核子时代的时候,很多人预测公元2000年会成为核子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和阿波罗11号发射,也让全球想象力大作,大
家都开始认为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人类就可以移民到火星和冥王星。但这些预测全都没有成真。而另一方面,当时谁都没想过互联网能发
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关于未来的数字物种,可以说现在谁都还说不准。上面提的所有理想或说是梦魇,其实只是为了刺激大家的想象。我们真正应该认
真以对的,是在于下一段历史改变不仅是关于科技和组织的改变,更是人类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
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我们还有多久时间?没有人真正知道。如同前面所提,有人认为到了2050年,就有少数人能够达到长生的状
态。一些比较不那么激进的预测,则说时间点是在下个世纪或是下一个千禧年。然而,如果从智人长达7万年的历史来看,几千年又算什么呢?
如果智人的历史确实即将谢幕,我们这些最后一代的智人,或许该花点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有人把它称之
为“人类强化”(Human Enhancement)的问题,所有目前政治家、哲学家、学者和一般大众所争论的其他问题,在人类强化问题前都算不上什
么。毕竟,等到智人消失之后,今天所有的宗教、意识形态、民族和阶级很可能也会随之烟消云散。而如果我们的接班人与我们有完全不同的
意识层次(或者是有某种已经超乎我们想象的意识运作方式),再谈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甚至性别的男女,对他们来
说可能都已不具意义。
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谈谈这些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因为就算是这些新时代的神,第一代还是由我们人类所设计,受到我们的文化概念
影响。创造他们时所依循的理念,究竟会是资本主义、伊斯兰教,还是女权主义?根据不同的答案,就可能让他们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大多数人宁愿躲避而不去想了。就连生命伦理学这个领域,也宁可去回答另一个问题:“有什么是必须禁止的?”我们可以用活人做基因实
验吗?用流产的胚胎?用干细胞?克隆羊符合伦理道德吗?克隆黑猩猩?克隆人类呢?虽然这些问题确实都很重要,但如果还认为我们能够踩
刹车、阻止让人类升级成另一种不同的物种,可能就太天真了。原因就在于,虽然这些计划各有不同,但追根究底还是回到了对长生不死的追
求:吉尔伽美什计划。不管是问科学家为什么要研究基因组,还是为什么要把大脑连接到计算机,或是为什么要在计算机里创建一个心灵,十
有八九,都会得到相同的标准答案:这么做是为了治疗疾病、挽救人的性命。想一想,为了治疗精神疾病,就说要在计算机里创建一个心灵,
难道不会觉得太小题大做?但就是因为这种标准解答太具正当性,所以没有人能够反驳。正因如此,吉尔伽美什计划正是现在科学的旗舰,能
够让科学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创造科学怪人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现在就坐在吉尔伽美什的肩膀上。阻挡不了吉尔伽美什,我们也就
阻挡不了弗兰肯斯坦博士。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影响他们走的方向。既然我们可能很快也能改造我们的欲望,或许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
么”,而是“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还对这个问题视若等闲,可能就是真的还没想通。
后记
变成神的这种动物
在7万年前,智人还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在非洲的角落自顾自地生活。但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生
态系统的梦魇。时至今日,智人似乎只要再跨一步就能进入神的境界,不仅有望获得永恒的青春,更拥有创造和毁灭一切的神力。
但遗憾的是,智人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实在没有太多令人自豪。虽然我们主宰了环境、增加了粮食产量、盖起城市、建立帝国,还创造
了无远弗届的贸易网络,但全球的痛苦减少了吗?一次又一次,虽然整体人类的能力大幅提升,但却不一定能改善个别人类的福祉,而且常常
还让其他动物深受其害。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至少就人类的生存条件而言有了确实的进步,饥荒、瘟疫和战争都已减少。然而,其他动物的生存条件却是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急遽恶化,而且就算是人类相关的改进,也还需要再长时间观察才能判断是否利大于弊,是否能够延续。
此外,虽然现在人类已经拥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能力,但我们仍然对目标感到茫然,而且似乎也仍然总是感到不满。我们的交通工具已经从
独木舟变成帆船、变成汽船、变成飞机,再变成航天飞机,但我们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前往的目的地。我们拥有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大,但几乎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些力量。更糟糕的是,人类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负责。我们让自己变成了神,而唯一剩下的只有物理法
则,我们也不用对任何人负责。正因如此,我们对周遭的动物和生态系统掀起一场灾难,只为了寻求自己的舒适和娱乐,但从来无法得到真正
的满足。
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
致谢
本书得以成书,要感谢下列人士的建议及协助:撒莱·马哈拉尼、多利特·阿哈罗诺夫、阿莫斯·阿维萨、查傅里叶·巴西莱、诺亚·本宁伽、蒂
萨·艾森伯格、阿米尔·芬克、本杰明·Z·凯达尔、尤西·玛丽、艾亚尔·米勒、萨穆埃尔·罗斯纳、拉米·罗索兹、奥弗·斯坦尼茨、迈克尔·商卡尔、盖
伊·扎斯拉维斯基,以及所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世界史课程的师生。
特别感谢贾里德·戴蒙德,他让我学会了整体的观点;感谢蒂亚戈·侯斯坦,他启发了我写下这个故事;并感谢德博拉·哈里斯,她帮助我将
这个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历史年表
距今年代
135亿年物质和能量出现。物理学的开始。
原子和分子出现。化学的开始。
45亿年地球形成。
38亿年有机生物形成。生物学的开始。
600万年人类和黑猩猩最后的共同祖先。
250万年非洲的人属开始演化。出现最早的石器。
200万年人类由非洲传播到欧亚大陆。
演化为不同人种。
50万年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和中东演化。
30万年开始日常用火。
20万年智人在东非演化。
7万年认知革命。出现能够描述虚拟故事的语言。
历史学的开始。智人传播至非洲之外。
4.5万年智人抵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巨型动物绝种。
3万年尼安德特人绝种。
1.6万年智人抵达美洲。美洲巨型动物绝种。
1.3万年弗洛里斯人绝种。智人成为唯一存活的人类物种。
1.2万年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
出现永久聚落。
5000年出现最早的王国、文字和金钱。多神教信仰。
4250年出现最早的帝国:萨尔贡大帝的阿卡德帝国。
2500年出现最早的硬币:通用的金钱。
波斯帝国:普世的政治秩序(“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
印度佛教:普世的真理(“让所有人类解脱痛苦”)。
2000年中国汉帝国。地中海罗马帝国。基督教。
1400年伊斯兰教。
500年科学革命。人类承认自己的无知,开始取得前所未有的能力。
欧洲人开始征服美洲和各大洋。整个地球形成单一历史场域。资本主义兴起。
200年工业革命。家庭和社群被国家和市场取代。动植物大规模绝种。
现在人类脱离了地球的疆域。
核武器威胁人类的生存。
生物开始越来越由智慧设计形塑,而非自然选择。
未来智慧设计成为生命的基本原则?
智人被超人类取代?
参考数据
地图
1. 智人征服全球。
2. 农业革命的时间和地点。
3. 公元1450年的地球。
4.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
5. 佛教的传播。
6. 西班牙入侵时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
1. 雪维洞穴的人类手印。? Imagebank/Gettyimages Israel
2. 鲁道夫人、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现代样貌重建图。? Visual/Corbis
3. 尼安德特男孩样貌重建图。?Anthro- pologisches Institut und Museum, Universit?t Zürich
4. 德国施泰德洞穴的象牙制“狮人”(或女狮子)雕像。Photo Thomas Stephan, ? Ulmer Museum
5. 标致的狮子商标。Photo: Itzik Yahav
6. 以色列北部一座12000年前的墓穴,有一具年约50岁女性的骨骸,旁边还有一副小狗的骨骸。Photo:The Prehistoric Man Museum,
Kibbutz Ma’ayan Baruch
7. 拉斯科洞穴大约15000~20000年前的一幅壁画。? Visual/Corbis
8. 阿根廷“手洞”大约公元前7000年的手印。? Visual/Corbis
9. 埃及墓穴壁画,描绘典型的农业景象。? Visual/Corbis
10. 哥贝克力石阵的巨大结构遗迹。Photographs by Deutsches Arch?o-logisches Institut ?
11. 公元前1200年的埃及坟墓壁画:有一对牛在耕田。 ? Visual/Corbis
12. 一头现代的牛。Photo: Anonymous for Animal Rights ?
13. 来自古城乌鲁克(Uruk)大约公元前3400~3000年的泥板,记载着当时的行政文书。? The Sch?yen Collection, Oslo and London, MS
1717. 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
14.12世纪的安第斯文化结绳语。? The Sch?yen Collection, Oslo and London, MS 718. 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
15.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王室肖像。?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 Gérard Blot.
16. 美国总统奥巴马官方照片。? Visual/Corbis
17. 朝圣者绕行着位于麦加圣寺内的卡巴圣堂。 ? Visual/Corbis
18. 孟买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火车站。Photograph by fish-bo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Victoria_Terminus,_Mumbai.jpg
19. 泰姬玛哈陵。Photo: Guy Gelbgisser Asia Tours.
20. 一幅纳粹的宣传海报。Library of Congress,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courtesy of
Roland Klemig ?
21. 一幅纳粹的漫画。Photograph by Boaz Neumann. From Kladderadatsch 49 (1933), p. 7.
22. 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1945年7月16日,早上5点29分53秒。? Visual/Corbis
23. 1459年欧洲人的世界地图。? British Library Board, Shelfmark Add. 11267.
24. 1525年的萨尔瓦提世界地图。? Firenze, Bibliot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Laur. Med. Palat. 249 (mappa Salviati)
25. 商业化养鸡场输送带上的小鸡。Photo: Anonymous for Animal Rights ?
26. 哈洛实验。? Photo Researchers / Visualphotos.com
27. 在这只老鼠背上,科学家用牛软骨细胞让它长出一只“耳朵”。Photograph by Charles Vacanti ?
28. 杰西·沙利文和克劳迪亚·米切尔握手。? Imagebank/Gettyimages Israel
尾注
1 Ann Gibbons, ‘Food for Thought: Did the First Cooked Meals Help Fuel the Dramatic Evolutionary Expansion of the Human Brain?’,
Science 316:5831 (2007), 1558-1560.
2 Robin Dunber,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Michael L. Wilson and Richard W. Wrangham,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Chimpanze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2 (2003), 363-392;
M. McFarland Symington, ‘Fission-Fusion Social Organization in Ateles and 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11:1 (1990), 49; Colin A.
Chapman and Lauren J. Chapman, ‘Determinants of Groups Size in Primates: The Importance of Travel Costs’, in On the Move: How and Why
Animals Travel in Groups, ed. Sue Boinsky and Paul A. Garb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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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Current Anthropology 34:2 (1993), 189. For criticism of this approach see: Christopher McCarthy et al., ‘Comparing
Two Methods for Estimating Network Size’, Human Organization 60:1 (2001), 32; R. A. Hill and R. I. M. Dunbar, ‘Social Network Size in Humans’,
Human Nature 14:1 (2003), 65.
5 Yvette Taborin, ‘Shells of the French Aurignacian and Perigordian’, in Before Lascaux: The Complete Record of the Early Upper
Paleolithic, ed. Heidi Knecht, Anne Pike-Tay and Randall White (Boca Raton: CRC Press, 1993), 211-28.
6 G.R. Summerhayes, ‘Application of PIXE-PIGME to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Changing Patterns of Obsidian Use in West New Britain,
Papua New Guinea’, in Archaeological Obsidian Studies: Method and Theory, ed. Steven M. Shackle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8), 129-
58.
7 Christopher Ryan and Cacilda Jethá, Sex at Dawn: The Prehistoric Origins of Modern Sexuality (New York: Harper, 2010); S. Beckerman
and P. Valentine (eds.), Cultures of Multiple Fathe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artible Paternity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8 Noel G. Butlin, Economics and the Dreamtime: A Hypothetic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98-101; Richard
Broome, Aboriginal Australians (Sydney: Allen & Unwin , 2002), 15; William Howell Edwards, An Introduction to Aboriginal Societies (Wentworth
Falls, N.S.W.: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8), 52.
9 Fekri A. Hassan, Demographic Archae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196-99; Lewis Robert Binford,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Hunter Gatherer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43.
10 Brian Hare, The Genius of Dogs: How Dogs Are Smarter Than You Think (Dutton: Penguin Group, 2013).
11 Christopher B. Ruff, Erik Trinkaus and Trenton W. Holliday, ‘Body Mass and Encephalization in Pleistocene Homo’ , Nature 387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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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icholas G. Blurton Jones et al., ‘Antiquity of Postreproductive Life: Are There Modern Impact on Hunter-Gatherer Postreproductiv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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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Kim Hill and A. Magdalena Hurtado, Aché Life History: The Ecology and Demography of a Foraging People (New York: Aldin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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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ill and Hurtado, Aché Life History, 78.
15 Vincenzo Formicola and Alexandra P. Buzhilova, ‘Double Child Burial from Sunghir (Russia): Pathology and Inferences for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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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 J. N. Thorpe,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 of Warfare’, World Archaology 35:1 (2003), 145-65; Raymond C.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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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ames F. O’Connel and Jim Allen, ‘Pre-LGM Sahul (Pleistocene Australia – New Guinea) and the Archeology of Early Modern Humans’,
in Rethinking the Human Revolution: New Behavioural and B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Modern Humans, ed.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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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When Did Humans First Arrived in Grater Australia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to Know?’,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6:4 (1998), 132-46;
James F. O’Connel and Jim Allen, ‘Dating the Colonization of Sahul (Pleistocene Australia – New Guinea):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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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iz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The first Americans: the Pleistocene Colonization of the New World, ed. Nina G. Jablonski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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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Cultures and Human Impacts on Marine Fisheries and Eco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Marine Science 2 (2010), 231-51; Atholl
Anderson, ‘Slow Boats from China: Issues in the Prehistory of Indo-China Seafaring’, Modern Quaternary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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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Robert G. Bednarik, ‘Seafaring in the Pleistocene’,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3:1 (2003), 41-66.
18 Timothy F. Flannery, The Future Eaters: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s (Port Melbourne, Vic.: Reed
Books Australia, 1994); Anthony D. Barnosky et al., ‘Assessing the Causes of Late Pleistocene Extinctions on the Continents’, Science 306: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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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Ago’, Science 292:5523 (2001), 1888–92.
19 Stephen Wroe and Judith Field, ‘A Review of Evidence for a Human Role in the Extinction of Australian Megafauna and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5:21–22 (2006), 2692–2703; Barry W. Brooks et al., ‘Would the Australian Megafauna Have
Become Extinct If Humans Had Never Colonised the Continent? Comments o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or a Human Role in the Extinction of
Australian Megafauna and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by S. Wroe and J. Field’,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6:3-4 (2007), 560-564; Chris S. M.
Turney et al., ‘Late-Surviving Megafauna in Tasmania, Australia, Implicate Human Involvement in their Exti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34 (2008), 12150-53.
20 John Alroy, ‘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 Science, 292:5523 (2001), 1893-96;
O’Connel and Allen, ‘Pre-LGM Sahul’, 400-1.
21 L.H. Keeley, ‘Proto-Agricultural Practices Among Hunter-Gatherers: A Cross- Cultural Survey’, in Last Hunters, First Farmer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ic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ed. T. Douglas Price and Anne Birgitte Gebauer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5), 243– 72; R. Jones, ‘Firestick Farming’, Australian Natural History 16 (1969), 224- 28.
22 David J. Meltzer, First Peoples in a New World: Colonizing Ice Age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23 Paul L. Koch and Anthony D. Barnosky, ‘Late Quaternary Extinctions: State of the Debate’, The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37 (2006), 215-50; Anthony D. Barnosky et al., ‘Assessing the Causes of Late Pleistocene Extinctions on the Continents’, 70-5.
24 本地图主要参考: Peter Bellwood, First Farmer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 (Malden: Blackwell Pub., 2005).
25 Azar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0-131; Robert S. Walker and Drew H. Bailey, ‘Body
Counts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n Violenc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4 (2013), 29-34.
26 Katherine A. Spielmann, ‘A Review: Dietary Restriction on Hunter-Gatherer Wome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Fertility and Infant Mortality’,
Human Ecology 17:3 (1989), 321-45. 并请参见:Bruce Winterhalder and Eric Alder Smith, ‘Analyzing Adaptive Strategies: Human Behavioral
Ecology at Twenty Five’,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9:2 (2000), 51-72.
27 Alain Bideau, Bertrand Desjardins and Hector Perez-Brignoli (eds.),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in the Pa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Edward Anthony Wrigley et al.,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Family Reconstitution, 1580-18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95-96, 303.
28 Manfred Heun et al., ‘Site of Einkorn Wheat Domestication Identified by DNA Fingerprints’, Science 278:5341 (1997), 1312-14.
29 Charles Patterson, Eternal Treblinka: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Lantern Books, 2002), 9-10; Peter J.
Ucko and G.W. Dimbleby (ed.),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London: Duckworth, 1969), 259.
30 Avi Pinkas (ed.), Farmyard Animals in Israel – Research, Humanism and Activity (Rishon Le-Ziyyon: The Association for Farmyard
Animals, 2009 [Hebrew]), 169-199; “Milk Production – the Cow” [Hebrew], The Dairy Council, accessed March 22, 2012,
http://www.milk.org.il/cgiwebaxy/sal/sal.pl?lang=he&ID=645657_
milk&act=show&dbid=katavot&dat aid=cow.htm
31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E.C. Amoroso and P.A. Jewell,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Milk-Ejection Reflex by Primitive People’, in Man and
Cattle: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Domestication at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4-26 May 1960, ed. A.E. Mourant and F.E.
Zeuner (London: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63), 129-34.
32 Johannes Nicolaisen, Ec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Pastoral Tuareg (Copenhagen: National Museum, 1963), 63.
33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 2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6), 636; “Historical Estimates of World Population”, U.S. Census Bureau,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census.gov/ipc/www/worldhis.html.
34 Robert B. Mark,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24.
35 Raymond Westbrook, ‘Old Babylonian Period’, in A Histo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Law, vol. 1, ed. Raymond Westbrook (Leiden: Brill,
2003), 361- 430; Martha T. Roth, 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Minor, 2nd ed.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7), 71-142; M. E. J.
Richardson, Hammurabi’s Laws: Text, Translation and Glossary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0).
36 Roth, 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76.
37 Roth, 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121.
38 Roth, 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122-23.
39 Roth, Law Collections, 133-34.
40 Constance Brittaine Bouchard, Strong of Body, Brave and Noble: Chivalry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99; Mary Martin McLaughlin, ‘Survivors and Surrogates: Children and Parents from the Ninth to Thirteenth Centuries’, in
Medieval Families: Perspectives on Marriage, Household and Children, ed. Carol Nee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81 n. 81;
Lise E. Hull, Britain's Medieval Castles (Westport: Praeger, 2006), 144.
41 Andrew Robinson, The Story of Writing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5), 63; Hans J. Nissen, Peter Damerow and Robert K.
Englung, Archaic Bookkeeping: Writing and Techniques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36.
42 Marcia and Robert Ascher, Mathematics of the Incas-Code of the Quipu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1).
43 Gary Urton. Signs of the Inka Khipu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3); Galen Brokaw. A History of the Khip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4 Stephen D. Houston (ed.), The First Writing: Script Invention as History and Proc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2.
45 Sheldon Pollock, ‘Axialism and Empire’, in Axial Civilizations and World History, ed. Johann P. Arnason, S. N. Eisenstadt and Bj.rn
Wittrock (Leiden: Brill, 2005), 397-451.
46 Harold M. Tanner, China: A Histor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Co., 2009), 34.
47 Ramesh Chandra, Identity and Genesis of Caste System in India (Delhi: Kalpaz Publications, 2005); Michael Bamshad et al., ‘Genetic
Evidence on the Origins of Indian Caste Population’, Genome Research 11 (2001): 904-1004; Susan Bayly, Cast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ndi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Moder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8 Houston, First Writing, 196.
49 The Secretary-General,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eliver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U.N. Doc. A/16/122/Add.1 (July 6, 2006), 89.
50 Sue Blundell,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3-29, 132-33.
51 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Mexico, vol. 1, ed. D. Joaquin Ramirez Caba.es (Mexico City: Editorial Pedro
Robredo, 1943), 106.
52 Andrew M. Watson, ‘Back to Gold – and Silve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1 (1967), 11-12; Jasim Alubudi, Repertorio Bibliográfico
del Islam (Madrid: Vision Libros, 2003), 194.
53 Watson, ‘Back to Gold – and Silver’, 17-18.
54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Brooklyn, N.Y.: Melville House, 2011).
55 Glyn Davies, A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4), 15.
56 Szymon Laks, Music of Another World, trans. Chester A. Kisiel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88-89. 奥斯维辛集中
营的“市场”仅限于部分阶级的囚犯,而且在不同时期的差异非常大。
57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8), 4.
58 关于麦元的信息,我参考了一本未出版的博士论文:Refael Benvenisti,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Ancient Assyrian Trade in the
Twentie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BC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1). 并请参见:Norman Yoffee, ‘The
Economy of Ancient Western Asia’, in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1, ed. J. M. Sasson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95),
1387-99; R. K. Englund, ‘Proto-Cuneiform Account-Books and Journals’, in Creating Economic Order: Record-keeping,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Michael Hudson and Cornelia Wunsch (Bethesda, MD: CDL Press, 2004), 21-46;
Marvin A. Powell,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Money in Mesopotamia prior to the Invention of Coinage’, in Festschrift Lubor Matou., ed. B.
Hru.ka and G. Komoróczy (Budapest: E.tv.s Loránd Tudományegyetem, 1978), 211-43; Marvin A. Powell, ‘Money in Mesopotami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9:3 (1996), 224-42; John F. Roberts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ncient
Mesopotamian Temples’, in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1, ed. Sasson, 443-500; M. Silver, ‘Modern Ancients’, in Commerce and
Monetary Systems in the Ancient World: Means of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ed. R. Rollinger and U. Christoph (Stuttgart: Steiner,
2004), 65-87; Daniel C. Snell, ‘Methods of Exchange and Coinage in Ancient Western Asia’, in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1, ed.
Sasson, 1487-97.
59 Nahum Megged, The Aztecs (Tel Aviv: Dvir, 1999 [Hebrew]), 103.
60 Tacitus, Agricola, ch. 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20-21.
61 A. Fienup-Riordan, The Nelson Island Eskimo: Social Structure and Ritual Distribution (Anchorage: Alaska Pacific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0.
62 Yuri Pines, ‘Nation States, Globalization and a United Empire –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hird to fifth centuries BC)’, Historia 15 (1995),
54 [Hebrew].
63 Alexander Yakobson, ‘Us and Them: Empire, Memory and Identity in Claudius Speech on Bringing Gauls into the Roman Senate’, in On
Mem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ed. Doron Mendels (Oxford: Peter Land, 2007), 23-24.
64 W.H.C. Frend, Martyrdom and Persecu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2008), 536-37.
65 Robert Jean Knecht, The Rise and Fall of Renaissance France, 1483-1610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6), 424.
66 Marie Harm and Hermann Wiehle, Lebenskunde fuer Mittelschulen -Fuenfter Teil. Klasse 5 fuer Jungen (Halle: Hermann Schroedel
Verlag, 1942), 152-57.
67 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8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344-45; Angus Mad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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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261.
70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09", The World Bank, Data and Statistics,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pdf
71 Christian, Maps of Time, 141.
72 当代最大的货轮能够承载大约10万吨的货物。在1470年,全球舰队船队加起来,承载量也不超过32万吨。到了1570年,总承载量已达
到73万吨。(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97).
73 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于2007年申报的存款为1.3兆美元,是1500年全球总产值的五倍。
参见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8’,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35,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files.shareholder.com/downloads/RBS/626570033x0x278481/eb7a003a-5c9b-41ef-ba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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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Ferguson, Ascent of Money, 185-98.
75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31; Wrigley,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295; Christian, Maps of Time, 450, 452; ‘World Health
Statistic Report 2009’, 35-4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who.int/whosis/whostat/EN_WHS09_Full.pdf.
76 Wrigley,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296.
77 ‘England, Interim Life Tables, 1980-82 to 2007-09’,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accessed March 22, 2012
http://www.ons.gov.uk/ons/publications/re-reference-tables.html?edition=tcm%3A77-61850
78 Michael Prestwich, Edward I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25-26.
79 Jennie B. Dorman et al., ‘The age-1 and daf-2 Genes Function in a Common Pathway to Control the Lifespan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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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38:9 (2003), 947-54.
80 Shawn M. Douglas, Ido Bachelet, and George M. Church, ‘A Logic-Gated Nanorobot for Targeted Transport of Molecular Payloads’,
Science 335:6070 (2012): 831-4; Dan Peer et al., ‘Nanocarriers As An Emerging Platform for Cancer Therapy’, Nature Nanotechnolog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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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Stephen R. Bown, Scurvy: How a Surgeon, a Mariner, and a Gentleman Solved the Greatest Medical Mystery of the Age of Sail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St. Matin's Press, 2004); Kenneth John Carpenter, The History of Scurvy and Vitamin C (Cambridge: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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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James Cook, The Explorations of Captain James Cook in the Pacific, as Told by Selections of his Own Journals 1768-1779,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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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Mark,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81.
84 Christian, Maps of Time, 436.
85 John Darwin, 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London: Allen Lane, 2007), 239.
86 Soli Shahvar, ‘Railroads i. The First Railroad Built and Operated in Persia’, in the Online Edition of Encyclopaedia Iranica, last 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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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Mark,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46.
88 Kirkpatrik Sale,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Conquest of Paradise (London: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2006), 7-13.
89 Edward M. Spiers, The Army and Society: 1815-1914 (London: Longman, 1980), 121; Robin Moore, ‘Imperial India, 1858-1914’,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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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Vinita Damodaran, ‘Famine in Bengal: A Comparison of the 1770 Famine in Bengal and the 1897 Famine in Chotanagpur’,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10:1-2 (2007), 151.
91 Maddison, World Economy, vol. 1, 261, 264; ‘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2009, Atlas Method and PPP’, The World Bank,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NIPC.pdf.
92 这里举的面包店例子在计算上经过简化,并非完全精确。因为银行金库中每存有1元就能贷出10元,如果银行现在有100万美元的存
款,其实只能贷出约909000美元,而必须将91000美元留在金库里。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还是决定将数字简化。此外,银行也并不总是遵
守这些法规。
93 Carl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91.
94 Georges Nzongola-Ntalaja, The Congo from Leopold to Kabila: A People's History (London: Zed Books, 2002), 22.
95 Mark,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109.
96 Nathan S. Lewis and Daniel G. Nocera, ‘Powering the Planet: Chemical Challenges in 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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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Kazuhisa Miyamoto (ed.), ‘Renewable Biological Systems for Alternative Sustainable Energy Production’, FAO Agricultur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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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06 关于过去这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和平状态,特别可参见: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2011); Joshua S. Goldstein, Winning the War on War: The Decline of Armed Conflict Worldwide (New York, N.Y.: Dutton,
2011);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107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Summary, Geneva 200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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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时代的死亡率请参见: Lawrence H.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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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World Health Report, 200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24, accessed 10 December, 2010,
http://www.who.int/whr/2004/en/report04_en.pdf.
109 Raymond C. Kelly, Warless Societies and the Origin of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21. See also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129-31;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110 Manuel Eisner, ‘Modernization, Self-Control and Lethal Violenc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1:4 (2001), 618-638; Manuel Eisner,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 Crime and Justice: A Review of Research 30 (2003), 83-142;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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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http://www.who.int/whr/2004/en/report04_en.pdf.
111 Walker and Bailey, ‘Body Counts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n Violence,’ 30.
112 若想从心理和生化两种层面来讨论快乐,以下著作是很好的出发点:Jonathan Haidt, The Happiness Hypothesis:Finding Modern
Truth in Ancient Wisdo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R. Wright, The Moral Anim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M. Csikszentmihalyi, ‘If We Are So Rich, Why Aren’t We Happ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10 (1999): 82127; F. A.
Huppert, N. Baylis and B. Keverne, ed.,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ichael Argyle, 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Ed Diener (ed.), Assessing Well-Bei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 Diener (New York:
Springer, 2009); Michael Eid and Randy J. Larsen (eds.),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8); Richard A.
Easterlin (ed.), Happiness i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 2002); Richard Layard,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New York: Penguin, 2005).
113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Inglehart et al.,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278-281.
114 D. M. McMahon,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 Histor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Present (London: Allen Lane, 2006).
115 Keith T. Paige et al., ‘De Novo Cartilage Generation Using Calcium Alginate-Chondrocyte Constructs’,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97:1 (1996), 168-78.
116 David Biello, ‘Bacteria Transformed into Biofuels Refineries’, Scientific American, January 27, 2010,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bacteria-transformed-intobiofuel-refineries.
117 Gary Walsh, ‘Therapeutic Insulins and Their Large-Scale Manufacture’,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67:2 (2005), 151-59.
118 James G. Wallis et al., ‘Expression of a Synthetic Antifreeze Protein in Potato Reduces Electrolyte Release at Freezing Temperatures’,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35:3 (1997), 323-30.
119 Robert J. Wall et al., ‘Genetically Enhanced Cows Resist Intramammary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fection’, Nature Biotechnology 23:4
(2005), 44551.
120 Liangxue Lai et al., ‘Generation of Cloned Transgenic Pigs Rich in Omega-3 Fatty Acids’, Nature Biotechnology 24:4 (2006), 435-36.
121 Ya-Ping Tang et al., ‘Genetic Enhancement of Learning and Memory in Mice’, Nature 401 (1999), 63-69.
122 Zoe R. Donaldson and Larry J. Young, ‘Oxytocin, Vasopressin, and the Neurogenetics of Sociality’, Science 322:5903 (2008), 900–904;
Zoe R. Donaldson, ‘Production of Germline Transgenic Prairie Voles (Microtus Ochrogaster) Using Lentiviral Vectors’,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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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Terri Pous, ‘Siberian Discovery Could Bring Scientists Closer to Cloning Woolly Mammoth’, Time, September 17, 2012,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3; Pasqualino Loi et al, ‘Biological time machines: a realistic approach for cloning an extinct mammal’, Endangered Species
Research 14 (2011), 227233; Leon Huynen, Craig D. Millar and David M. Lambert, ‘Resurrecting ancient animal genomes: The extinct mo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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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percent3A+IeeeSpectrum+percent28IEEE+Spectrumpercent29&utm_content=
Google+Reader;
Jessica Marshall, ‘The Fly Who Bugged Me’, New Scientist 197:2646 (2008), 40-43; Emily Singer, ‘Send In the Rescue Rats’, New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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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Bill Christensen, ‘Military Plans Cyborg Sharks’, Live Science, March 7, 2006,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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