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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红色中央银行

  【本章导读】

  〖打完土豪分完田,往后的日子怎么办?

  反“围剿”,要花钱,红军没钱怎么反?

  没有金,缺少银,苏区的货币怎么行?

  柴米油盐酱醋茶,红色货币能当家?〗

  红色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除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外,金融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反“围剿”的战争、中央苏区政权的运作,还是当地人民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市场贸易的开展,都离不开货币。

  苏区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货币与银行的重要性,并在1932年创建了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它在成立之初,仅有5名员工,最多时也不过14人。这些人并没有高学历,也谈不上太多的银行经验,对中央银行的运作更是两眼一抹黑。更糟糕的是,它连启动资金都缺乏。除此之外,要发行货币,没有专用纸,没有设计图,没有油墨,没有防伪,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解决。不懂金库记账,不懂银行会计,不懂汇票贴现,不懂公债发行,他们是在零起点上、在实践中稳步成长起来的。

  统一财政,发展贸易,活跃市场,他们在三年中,迅速成熟。红色中央银行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苏区政权的巩固,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市场贸易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民的金融“空城计”】

  1933年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刚从外地回到瑞金的办公室,正准备查看账目,会计科长曹菊如匆匆闯了进来,焦急地说:“毛行长,最近有不少老乡来用纸币兑换现洋。金库里的现洋少了一半,我看要出问题,你赶紧想个法子吧!”

  毛泽民一听,连忙向银行的营业厅赶去。营业厅外面排起了长队,挤进营业厅一看,厅里挤满了等候兑换的人群,大家议论纷纷,情绪激动。有人大声嚷嚷:“现在做生意的只收现洋,不收纸币,我要换现洋!”有人接话说:“是啊,现在纸币快成废纸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皱着眉头一言不发,转身出了大厅。他在瑞金县城的大街小巷转了一圈,果真看见一些日用品商店、布店和盐摊插着“只收现洋”的牌子。毛泽民意识到他最担心的挤兑现象终于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回财政部,向部长邓子恢汇报,并同时找来刚上任的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一块儿商量。

  毛泽民说:“银行最忌讳的就是挤兑,最近我隐隐约约有预感,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对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另外,敌人制造大量假币流入苏区,并四处造谣破坏,干扰苏区金融市场。我们必须尽快想个办法,制止这种状况。”

  其实,道理很简单,国家银行和苏区货币的信誉一定要保证,保住银行和它所发行的货币的信誉,就保住了苏维埃政府的信誉。

  此时此刻,毛泽民正面临着当年日本松方正义一样的境况,纸币过量发行导致纸币兑银元的剧烈贬值。松方正义的纸币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非兑现日元纸币,因此,尽管纸币贬值,政府可以不必被迫兑换现银,情况尚可控制。但毛泽民的问题就麻烦了,老乡要求立刻兑现,一旦银元储备被挤兑一空,苏区货币的信用将马上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松方正义为了重建日元信用,大胆采用了来多少纸币,就兑换多少银元的方法,而且都按一比一的比价,一直换到市场完全相信政府金银储备足够为止。不过,当时松方正义用横滨正金银行的外汇汇票创新的法子,解决了金银币从海外流入的问题,而毛泽民却不可能按增加金银币的储备思路来解决难题。

  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苏区货币的信用破产。毛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

  决心下定,国家银行立刻从金库里提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两天过去了,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银行门口的队伍越来越长。曹菊如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不多了,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回答:“现在老百姓换币热情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曹菊如叹道:“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钱局长他们明后天赶不回来,麻烦就大了。”

  毛泽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说道:“看来我们要学学孔明先生,唱一出‘空城计’。今晚半夜,你们……”

  第二天一早,瑞金县城街道上,出现了由红军警卫开路,曹菊如带队的箩筐运输队。一些箩筐里装满了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元、银锭,另外的箩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光洋。蜿蜒似蛇阵的运输队经过闹市,经过街面,十分壮观。两边围观的老乡越来越多,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运输队在人群中挤开一条路,把一担担的首饰和光洋挑进银行。每通过一担,就有老乡一边数着,一边兴奋不已,啧啧地夸赞:“银行真是财大气粗!”

  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中,金银首饰堆起一座金光灿灿的“金山银山”,前来兑换银元的人们看见后,咋舌道:“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真阔气!”

  兑换的群众散去不少,毛泽民心中焦虑减轻了一些,终于能够耐下心来等待钱之光的归来。

  当天,钱之光终于按计划运回来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银元和棉布、食盐等大批物资,毛泽民称赞他们救了苏区银行,救了苏维埃政府。毛泽民还告诉他,“空城计”已经用上金库里压箱底的全部金银。要是钱之光再不回来,“空城计”就要穿帮了。

  有了前线运回来的物资,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标价牌上写着:“只收纸币,不收现洋。”

  人们纷纷议论:“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出光洋换纸币,现在卖东西又只收纸币呢。”

  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购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

  没有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面对挤兑危机,毛泽民机智应对,使出金银的“空城计”,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并及时采取措施,保证苏区的物资供应,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信誉。国家银行信用的维护,保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毛泽民可能并不知道松方正义的日元信用保卫战,虽然他们面临的问题相同,但解决的手段却大相径庭。松方正义是用增加金银的办法来缓解纸币的信用危机,而毛泽民则发现了货币的另一个重大规律,金银并非货币的唯一信用支撑,商品同样可以成为支持货币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对货币的需求,其实质乃是通过货币能够实现对各种生活物资的拥有,既然如此,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绕过金银储备,直接以物资为本位。

  毛泽民的货币物价本位实践,影响着后来共产党人的货币思想。在缺乏贵金属的革命时代和解放区被经济封锁的困境中,建立红色金融高边疆,必须要在货币本位的实践中,进行重大的金融创新!

  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下长期存在,而且组织了五次反“围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还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两个要害,革命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枪杆子可以保护钱袋子,钱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枪杆子!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作过这样的评论:“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和它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这件事实上,取得它的地位的。”[1]

  红色政权对货币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还是从巴黎公社血的教训中得来的。

  【巴黎公社,守着金饭碗挨饿】

  1871年5月底的巴黎拉雪茨神父墓地,随着几声枪响,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倒在了“公社社员墙”下,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无畏、愤怒,还有一丝遗憾和困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诞生仅仅两个月后,就被残酷地镇压了。到底是什么让革命的火焰熄灭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钱,法兰西银行的钱!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要有组织地运转国家机器,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无法调动各种资源,也无法进行战争。巴黎公社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拥有投票权的200名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前两者属于瑞士银行家族,他们因为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而被拿破仑授权成立法兰西银行。罗斯柴尔德是后来兴起的犹太银行家族的代表。通过对法国当权的拿破仑政府、波旁王朝和奥尔良公爵政权进行翻云覆雨的金融运作,罗家开启了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核心成员。”[2]

  他们掌控的法兰西银行是巴黎金融业的核心,当时的巴黎不仅是法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它发行的法郎是法国的法定货币,它握有的外汇和黄金是法郎国际购买力的保证,它出售的债券是最高的信用级别,也是法国政府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兰西银行的银行家们认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并从根本上打击他们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关心的是对普鲁士的战争赔款及融资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后,对法兰西银行毫无触及,但在赔款和融资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府肯定会坚持强硬的态度。不仅赔款数目可能会减少,而且融资也不一定由他们来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国民举债,这样一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战争债券大蛋糕,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的眼中只有获利!既然凡尔赛政府更容易驾驭,银行家们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掌握巴黎公社经济政策的一派领袖,幼稚地认为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为法兰西的中央政府,因此无权也没有必要接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任由这个银行掌握在与凡尔赛有密切联系的旧的管理局手中,铸成了致命的大错。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谁就掌握了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既决定了资源由谁调配,也决定了国家机器为谁服务。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

  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而公社只申请和接受了银行提供的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

  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1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集结了11万大军向公社反扑。

  正在这一关键时刻,为确保银行家的利益,罗斯柴尔德直接介入普法战争后凡尔赛政府和俾斯麦关于赔款的谈判。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

  最后,梯也尔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圜转。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50亿法郎的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3]

  有了钱,什么都好办!“铁血宰相”俾斯麦慷慨答应遣返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尔赛军队穿过普鲁士的防线向巴黎进攻。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当凡尔赛政府、俾斯麦和国际银行家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试图夺回政权的时候,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银行的威力源于它经营的商品——货币,而中央银行的威力则源于它控制着货币的源头。控制一个经济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控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而要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创造货币的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央银行。

  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击。而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4]。

  在巴黎公社失败半个世纪后,正是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列宁对银行体系的认识与实践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5]。“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以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不‘插手’到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正是因为苏联牢牢控制了银行系统,才使得它奇迹般地度过了数不清的困难,竟然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末流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和共产世界的领袖。

  从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告终开始,俄国在列强中沦落为可怜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建设苏维埃保存实力,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丧失了90%的煤炭、73%的铁矿石、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并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紧接着就是苏俄持续多年的内战,局势直到1923年才逐渐稳定下来。苏联成立之后,经济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在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系统立刻对经济复苏和重工业崛起发挥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后,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1939年,日军与苏军在诺门罕迎头相撞时,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在数百米宽的正面,苏军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声隆隆,日本关东军精锐损失殆尽。在卫国战争时,强大的重工业生产能力保证了苏联向前方源源不断地供应军事装备,直到攻克柏林。

  没有强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和国防。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6]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7]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下是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工作经历:小学庶务(管理日常经费和伙食),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发行部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工作经历:在南洋当店员,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工作经历:店员,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工作经历:汉口铸造厂翻砂工,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

  这些人就是苏区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如果这5份简历摆在罗斯柴尔德或摩根面前,告诉他们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银行,他们最好的反应也只能是嗤之以鼻。这5个人既没有“常春藤”大学的学历,也没有华尔街的工作经历,甚至连当时上海外滩银行的保安都不一定当得上。

  如果说他们能办好农村合作社,有人或许相信。办中央银行,跟罗斯柴尔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话!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银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而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想想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有多少吧:

  〖银行的启动资本如何获得?

  货币以什么为本位?

  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货币信用?

  如何在苏区统一货币?

  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如何保密?

  金库账目如何记录?

  纸币如何发行?谁来设计图案?印刷纸张和油墨从哪里来?纸币如何防伪?

  银元如何发行?是独立设计还是仿制?

  如何开展贷款、汇票贴现等业务?〗

  无穷无尽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想想都发愁!

  但正是这“五虎上将”,在瑞金城外6里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有着落了!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空间不太大,但是十分干燥。而且在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国家银行将秘密金库选在此处。

  为了保密,存库那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金条、金器、金饰等)由部队的战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个挑担里。另有20担的银元和银元宝也提前包裹好。还有3个担子的珠宝和2个担子的纸币(外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这30担“宝贝”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那间房子还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后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个排的战士将这30个担子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内,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为了防火,这30个担子都用事前准备好的石板盖起来。当这些“宝贝”清点打包时,毛泽民都亲自过目。放置到地窖后,毛泽民也亲自视察。他们将30个担子的东西造好清册,一共两份,一份由毛泽民亲自保管。为了保密,清册上写的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那些担子放好后,由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伪装。第二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另外换了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卫。[8]

  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首先不让国家银行的人沾边,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警卫的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真可谓思虑周详。“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十分高明。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9]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国家银行立刻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红色货币的诞生】

  接下来是筹备国家银行的特权业务,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甚至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在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就是,找谁来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呢?

  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一番打听后喜忧参半,喜的是黄亚光确实有绘画才能,忧的是他在席卷闽西的“肃社党”的运动中,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关进监狱。毛泽民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刀下救人,亲自批准让黄亚光戴罪立功。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黄亚光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可谓困难重重。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来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印制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后来听老乡说,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造出来的茶叶包装纸,既耐磨又坚韧,国家银行的人马立刻上山采集。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是历尽艰辛。从赣州购买的油墨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没收。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10]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同财政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货币的流通,国民党与军阀开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输入了大量的假币,对苏区金融秩序进行破坏。

  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好办法。一天晚上,他闻到妻子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所发出的臭味,于是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烧纸币,通过嗅一种羊毛的臭味,来辨别出真正的苏区货币,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是章程所规定比率的2倍。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

  【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

  中国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适合农作物耕种,同时,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规律的季风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农作物的严重歉收,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如果同美国相比,1945年的美国,650万农户养活1.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高达3.65亿英亩。而中国当时6500万农户养活着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折合仅为2.17亿英亩。

  这样的土地压力和越来越重的税赋,使得旧中国农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难以保持温饱水平。农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维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们拾捡每一片落叶,每一颗枯草,每一个遗落的麦穗,来充当燃料。动物和人类的粪便被小心地收集起来,以恢复土地的肥力。

  在中国,农业的目标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殖民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过剩而劳动力紧缺,而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农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但是,在中国人均土地稀少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旧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和土地产出最大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贫困和半就业状态。在非农忙时间里,农业人口不得不从事各种手工业来贴补微薄的农业收入。从旧中国的农业经济系统来看,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状态,其抗天灾人祸的财富缓冲层薄如蝉翼,农村手工业收入成为这个弱平衡高危险经济系统的关键减压阀。

  此时,西方的经济势力以雷霆万钧的势头压了上来。

  工业革命时代所创造的大规模廉价机器制造的各类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本土手工纺织产品、木材制品、陶瓷产品、服装鞋帽等越来越难以与西方产品在本土市场相抗衡。在丧失了手工业收入之后,农村经济系统濒于崩溃。中国本来可以采用高关税的手段,来减缓西方经济力量的破坏性冲击,但西方列强决不允许落后国家采用自我保护政策,必要的时候,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用武力。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关税,并被西方列强把持了海关事务和金融体系。

  1900~1940年,中国的农村经济情况更加恶化,10%的富人拥有了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出现高度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不得不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这样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过半数的农民不得不每年借贷维持生存。当时中国农作物的借贷年息为85%,货币借贷的年息高达20%~50%![11]

  在这种土地高度垄断、租金极度盘剥、利息高度压榨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已遭到彻底颠覆,农民丧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经成为必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为什么会在中国农村爆发革命,而是为什么这么晚才爆发革命!

  毛泽东环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版图,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潜力,特别是“在1926~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他提出的红色割据的设想,绝非理论空想,而是基于生活实践,并在农村经济系统最为薄弱的湖南、江西开始了他的苏区实践。

  根据地首先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地权由集中变成大体平均。原来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现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产外,其余的都分到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

  同时,政府还积极进行废债运动,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债务。首先是高利贷剥削制度,“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另外,取消当铺也是废债运动的重要一环。过去当铺主要以收取农民衣物为抵押来发放利息极高的贷款,而放款金额在抵押品价值的一半以下,农民遭受的剥削非常沉重。苏区政府没收了当铺,典当物件不需要农民赎回,尽可能无代价归还农民。

  在保证农民有田可种的同时,还免收农业税,让农民充分享受劳动成果。这些措施,推动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农民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对政府也十分拥护。农民听不懂高深的马列主义,但是他们非常明白苏区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任何一个政府,必须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才有可能稳定地执政。

  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经济局面却非常混乱。一是现金外流,农村市场十分缺乏交易筹码。现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绅和地主,因为害怕革命而纷纷携带现金外逃,造成市场现金筹码奇缺,大小额交易均难以进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现金藏起来,不借给农民。这样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售换来现金,又借不到钱,有时连日常用品也无现金购买,生产和生活困难重重。二是手工业和商业资金匮乏,使再生产和购销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许多大的工商业者抽逃资金,造成家庭手工业停产,工人和商铺店员失业。三是金融市场严重混乱,流通的钱币不下十余种,金属币有各种银元、铜钱,纸币有国民党银行、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还有各地商号铺户发行的市票和军阀、土豪们发行的杂币。其中金属币在流通中往往减低成色、降低重量,纸币名目繁多,价值不一,钱币间比价行情多变,常常出现纸币贬值形同废纸的现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种钱币兑换时从中渔利,农民往往上当吃亏,劳动所得几经折价剥削后,所剩无几。[12]

  农民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银行和公平的货币!

  苏区的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统一的货币,彻底改变了钱币混乱的局面,使农民免受钱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农村市场贸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国家银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决各项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需要,发放低息或无息的贷款,如种子贷款、耕牛贷款、肥料贷款等,农民拿到贷款购买肥料和农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产出得到大幅提高。

  为了防止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国家银行配合粮食调剂局积极调控粮食价格。“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涨大落,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13]

  这些金融方面的措施,解决了农民在土地、债务和粮食销售方面的困难,让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农民谢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没有一点田地,只有极少数的农具。谢仁地借了地主100担谷田种,由于剥削重,一年只能得到10担谷,全家不够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粮,割了禾,交了租,还了债,又没有米下锅,又要向地主借……革命后,他分到了地主的谷子、衣服和犁耙等农具,分田时全家分得了57担谷田,7丈8尺的菜园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担谷,还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粮40担,交土地税3担外,还余下29担谷子。菜园种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还可以出卖,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当时,布价虽然很贵,但他每年都要买两匹。另外还要添置一些农具。[14]

  即使在苏区的后期,由于军费和政府的开支提高,“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公债和借谷等)虽然不断增加,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然要吃树皮,吃糠麸,现在不但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15]。

  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革命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曾幽默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而根据地能存在,离不开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根据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货币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16]“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7]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为指导,苏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处处为农民着想,从解决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国家银行的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生活,树立了苏区货币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是因为得了民心,在为了反“围剿”而大规模扩充红军时,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贸易“特区”和苏区“央企”】

  一艘载满布匹的民船溯江而上,驶近赣州下游一处时,船长让船在西岸停了下来等候向导。突然,东岸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快将船驶向东岸!”船长吩咐道。船工们拔起竹篙刚将船驶近东岸尚未停稳,岸上等候多时的苏区江口贸易分局的工作人员便跳上船来。船长与他们打过招呼,便急忙高声叫着“红军打劫了”,弃船“逃”回赣州。回去后,船长对布庄老板说:“不好了,一船布被红军给‘抢’走了!”老板不仅不着急,反而赞扬船长干得好。过不了几天,这船布匹的货款便一文不少地送到了布庄。老板一算,整整赚了几千银元。而船长呢,还格外得到贸易局付给的数百块银元的酬谢费。

  这奇特的场面,在当年苏区和国统区毗邻的区域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是苏区与国统区之间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苏区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也运不进来。一时间,苏区一些物品的价格高涨,人心惶惶,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认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专门成立了中央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负责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18]在毛泽东的贸易大方针之下,毛泽民也积极参与进来。他认为苏区的输出物资价格便宜,利润丰厚,国统区商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利用军阀的贪婪和内部矛盾,和他们进行地下交易。为了支持对外贸易,国家银行从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作为外贸资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县城的老百姓围着政府贴出的一张告示议论纷纷:“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有人说:“瑞金县的县名,取自‘合生瑞气,挖地得金’,地下宝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过话:“举报有奖,谁不想得,快点去找吧!”

  几天过后,毛泽民收到红军送来的一封信和一块乌黑发亮的石头。信里说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矿,在红军之前有广东商人在那里开矿,国外洋人说有多少要多少。毛泽民立即做了调查,一担钨砂能卖8块大洋,而一担稻谷才2块,这简直就是苏区的聚宝盆!毛泽民喜出望外,这下国家银行要成财主了!

  赣南号称“钨都”,有大小钨矿上百个。钨钢是制造枪械的关键材料,在国际上很抢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个参战国争相扩充军备,钨矿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洋人和地方军阀垄断钨矿的收购,不计其数的钨砂被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海外。

  红军如果掌握了钨矿这样的战略物资,就有了和国统区讨价还价的本钱,将会在苏区的封锁线上撕开一个裂口,给苏区带来巨大收入。

  1932年春,苏区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领导与组织苏区的钨矿生产。毛泽民兼任钨矿总经理。中华钨矿公司是苏区组建的第一家“国营企业”,支撑着整个苏区的财政运转。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毛泽民便派人和赣州城内他们经营的贸易百货商场取得了联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他听说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亲信与苏区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临行前,陈济棠郑重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块大洋抬高了将近7倍,谈到了52块大洋!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苏区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军阀部队护送,从广东运入苏区,再从苏区把钨砂运回。双方各得其便。

  陈济棠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蒋委员长的训令早被抛在脑后,纷纷同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就这样,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财政收入400多万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央企”。钨矿收入对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四次“围剿”,充实国家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苏区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战略物资打开贸易渠道外,还在苏区边界、交通运输比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苏区的“经济特区”,税收减半,动员和吸引国统区商贩与苏区进行贸易。通过发动和依靠苏区群众,建立坚强可靠的商品采购队伍;通过建立与赣州大商号的秘密贸易关系,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经济封锁。

  为了充分调动个体商户搞贸易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同样给予保护和鼓励。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者,一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因此,中央苏区的一些小商小贩不仅在苏区的城镇摆摊设点,而且经常潜入国统区采购紧缺物资。

  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货币与食盐也展开斗法。

  国民党对苏区发行的银币非常恼火,于是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指挥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商人们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苏区政府立刻做出反应,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

  赣州商人发现苏区政府支付的银元,都是苏区土造,质量不高,在国统区难以流通,所以他们只接受墨西哥的“鹰洋”。国家银行偏偏又生产不出“鹰洋”。毛泽民通过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鹰洋”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国统区通行的“鹰洋”,于是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食盐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对付共产党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对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的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或知情不报者以“资匪通敌”治罪。

  国民党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苏区不产盐,而每月食盐需求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苏区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

  为了应对这一困局,苏区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要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里带回来。苏区政府还发动老百姓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国统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甚至把棺材改做双层,上层放一些臭猪肠,下层放盐,让一些人装作送葬,过关时,国民党士兵远远闻着臭味,就让运盐的“送葬队伍”通过了。

  中央苏区实行对外贸易与发展个体商业并举,使苏区商业出现繁荣景象,对于打破封锁和促进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惊叹道:“1933年,中央苏区对外出口贸易,超过1200万元,他们闯破国民党的封锁,大获其利。”

  国家银行在实践中认识到,苏区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资的供给丰富程度和物价水平,只有保证了物资供应,苏区货币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钱袋子支持枪杆子】

  苏区建立初期,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红军筹款是军费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前三次反“围剿”的军费,靠的是军队自己打土豪筹款和截获国民党物资。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政府受“左”倾思想影响,贸然取消红军筹款的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主要财源。推行错误冒进的军事路线,采取“阵地战”和“正规战”的战略,并且盲目扩大红军规模。红军军费变成由苏区政府的财政负责提供。

  为了支持枪杆子,苏区政府制定出“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的政策[19],采取了统一财政,提高储蓄,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措施解决军费和政府开支。

  苏区建立初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自为政,毫无财政政策可言,乱收乱用,随意浪费,更无计划和预算。财政来源就是打土豪。税收由于经验不足,有些地方不分阶级乱收税,有的政府随收随用不上交。各级政府支出极为不平衡,收入少的苦到没有煤油点灯,收入多的每月可达数千元。

  为统一财政,克服各自为政和贪污浪费的现象,中央政府规定,各级政府的一切收入随时送交中央财政部,费用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领取,必须向上级机关报送决算表。毛泽东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警告政府工作人员。同时,针对会计制度中各级政府收钱、管钱和用钱不分,不能相互制约的现象,作为政府金库代理的国家银行,制定了四联统一的资金管理制度,保证了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严密的记录,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

  统一财政后,中央能有效地、有计划地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便集中财力来支持战争。

  苏区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为政府向农民开征土地税和商业税创造了有利条件。税率按阶级分为中农贫农和富农两种,还有减免税的系列规定。税务机关对土地税进行征收时,使用统一的税收收据和免税证。当时,很多农民把苏区税务机关的征税和免税凭证当作拥有土地的凭据。

  1933年3月,中央苏区还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制度。15个苏区县先后建立近30个关税处,由此,苏区有了独立自主的红色“海关”。

  这些税收,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家银行还倡导储蓄运动,“通知党、政、军各机关和国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往来存款户,借款按透支手续办理”。“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大家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20]

  发行公债是政府筹集资金的另一个手段,它既可以避免过多发行货币,又给老百姓提供投资机会。苏区政府共发行了三期公债,第一二期都是战争公债,金额分别是60万元和120万元,第三期是经济建设公债,金额是300万元。第一期公债的购买人可以拿债券来缴纳土地税和商业税,结果债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实际上造成了财政损失。后来政府意识到不能让债券在赎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后就禁止了债券直接交税的做法。

  苏区公债的发行,没有像上海滩那样把公债全部销给银行,由银行去做证券投机买卖,而是发动广大群众,走直销的路子。公债的发行,充实了苏区的财政收入,支持了反“围剿”的战争。

  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红军军费,又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统一的货币!

  如果没有统一的货币,收入国库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杂币,将给管理和支出带来极大的麻烦,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以哪种货币拨款,每天数钱、记账恐怕都忙不过来。发行公债用哪种货币购买,又用哪种货币付息和赎回?简直就是噩梦!而正是货币的统一,为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统一的载体。

  在苏区的后期,国家银行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违背了“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则[21],超量发行货币达800万元。

  由于红军在“左”倾主义的军事领导下,战争不断失利,根据地不断缩小,而货币发行却不断扩大,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的信用大跌,严重损害了苏区人民对革命政府的信任。

  【“扁担中央银行”和13天的“红军票”】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国家银行的14个人,连同警卫队伍和近200名运输员挑着装有黄金珠宝、银元和苏区钞票的160多担中央银行资财上路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遵义是黔北的商业重镇,为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长途跋涉三个月的红军指战员,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好机会,利用遵义这个物资供应丰富的地方补充给养,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为以后的行军打仗做准备。红军随身携带的大多是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苏维埃纸币,而饱受战乱和纸币贬值之苦的遵义老百姓并不接受红军手中的苏区纸币。经过苏区几年历练的毛泽民明白,要让“红军票”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红军票”必须能买到物资和商品;第二是纸币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物资准备。

  为了让“红军票”在遵义流通起来,毛泽民动员遵义商贩积极开门营业,为红军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同时,他要为“红军票”建立信用。这时,毛泽民手里握有两张王牌:一个是食盐,一个是香烟。

  当年贵州军阀、官僚、豪绅多聚集在遵义,他们开办了很多布店、盐行、烟馆、钱庄。军阀、地主、官僚、奸商相互勾结,操纵市场,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许多老百姓因买不起盐而患上了大脖子病。红军进驻遵义后,没收了这些物资。

  于是毛泽民把从军阀和土豪那里缴获的食盐,平价销售。但是要买这些平价的食盐,必须要用“红军票”。

  遵义的群众和商家开始乐于出售自己的物品,并接受“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为了方便群众向红军随时兑换“红军票”,国家银行在遵义商业中心和部队驻地设立了25个兑换点。

  “红军票”的信用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繁荣。后来因无法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红军决定撤离。为保证遵义老百姓的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国家银行在遵义广贴告示,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和光洋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在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整理完毕兑换回笼的“红军票”。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和回笼“红军票”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更让民众了解到红军是维护大众利益的好军队,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地人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

  就这样,仅有14人的国家银行,在短短的10余天,在人口几十万的遵义,指挥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不仅通过“红军票”的高效流通,为红军指战员补充了丰富的物资,而且在撤离时为群众着想,组织了货币回笼,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在百姓心目中建立了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

  【红色货币的传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仅有57名党员的微型政党,她既没有钱,更没有枪。然而,28年之后,她却领导着百万大军横扫天下,一举夺取了全国政权!建国伊始,又在百废待兴之际,在朝鲜战胜了16国联军。自1840年以来,中国还从未有过如此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刻。彭德怀的一句话,当可代表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和金融领域的全面胜利,都是源于同样的思想与智慧体系,支撑这一体系的三大支柱就是: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和实践导向。

  货币发行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如何行使这一权力正是对货币发行者的重要考验。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货币,与为少数人的利益发行货币,具有本质区别。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聪明的,人民是智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货币发行者的利益取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苏区的货币发行,包括在遵义“红军票”的发行,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红色政权能够生存和发展的道理完全一致。人民的货币只有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才能拥有最强大、最持久、最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

  苏区货币走的是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状态下,经历着正常货币体系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们在没有外部援助,没有外部顾问,没有外部参照系的条件下,从零起步,完全自主,独立运作,自成体系。这与中国共产党“红色割据”的实践也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蒋介石,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能够成功。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大创新。对于创造这一全新模式的苏区政府而言,来自党内的嘲笑、怀疑、指责、打压和来自外部的敌视、破坏、封锁、“围剿”,每时每刻都构成有形无形的压力。独立自主的精神绝不是温室和顺境中培植出的鲜花,而更像是高寒和严酷下倔强成活的野草。苏区的红色货币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一点一点地成长,每一步都在创造,每一个成就都源于实践。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句貌似非常普通的老生常谈,却是经历了千百次成功与失败的锤炼而升华出来的真理。红色货币的创建者,既没有丰富的货币经验,也不懂深奥的理论学术,但是他们具备着超越常人的实践的勇气和智慧!他们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一切措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时时处处显现出天才的敏锐和令人拍案叫绝的技巧。实践创造经验,实践升华思想,实践引导理论!

  1932~1934年,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央银行,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但是,它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金融思想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国家银行在苏区的三年,是苏区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银行,掌握自己的金融权益的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建立独立的金融系统的三年。

  读了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巴黎公社因为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而血洒拉雪茨公墓;看到苏联的实践,他们了解了掌握银行才能巩固政权。轮到自己干时,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没有钱将寸步难行,没有钱就不得不顺从给钱的“老大哥”的意志!

  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这一革命的热土建立独立政权的道路,也开始了开辟金融独立道路的历程。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就这样,苏区在蒋介石的“围剿”中和苏联怀疑的眼光中挺过了7年!

  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为了红色货币历尽千辛万苦。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没有多少经验,甚至没有启动资金,但是他们相信,只要为老百姓服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目的和国民党与西方列强的银行截然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是为了便利民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掠夺搜刮人民的“剪羊毛”手段,不是与民争利的国民党“金圆券”,更不是如今贴上“量化宽松”的标签就可以赖账的美元!

  国家银行为发行货币预备了充足的银元准备金,通过实践,他们意识到,光有黄金白银做抵押,没有相应的物资做准备,货币依然只是一张纸。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不是黄金白银。能购买物资商品的纸币,在群众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货币的信用是立国之本和维系红色政权的关键。

  明白了货币信用的根本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屡试不爽,越用越成熟,最终奠定了独立的人民币体系和强大的金融高边疆。

  【参考文献】
  [1] 西行漫记,(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2]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章
  [3] 出处同上,第1章
  [4]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2页
  [5]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89页
  [6] 苦难辉煌,金一南著,华艺出版社,2009年
  [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
  [8] 从童工到红色银行家:莫钧涛的革命岁月,莫小涛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33-34页
  [9] 出处同上,第33页
  [10] 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11] Tragedy and Hope,Carroll Quigley,1996,p181
  [12]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许树信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
  [13] 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14]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15] 出处同上,第92页
  [16]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8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139页
  [18]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1934年1月23日
  [1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
  [20]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许毅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
  [2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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