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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一二”政变:蒋介石的“投名状”

  【本章导读】

  〖为什么苏联会花3000万金卢布支持北伐战争?

  为什么蒋介石会反共?

  为什么会有“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抱上了谁的大腿?

  为什么“宁汉”会“合流”?

  为什么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会下野?

  为什么蒋介石能够复出?〗

  革命与战争都是有组织的暴力,而大规模的暴力都需要大规模的融资。金钱在1927年的中国历史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是哪些人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力?这些人又代表着谁的意志?

  当我们沿着金钱的意志、金钱的流向和金钱的效果,去观察国共合作、风起云涌的北伐战争,以及风云突变的“四一二”政变时,一条金钱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蒋介石,正是在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下,一步步地投向了他曾厌恶和敌视的西方列强与买办阶层的怀抱。

  为此,他必须心甘情愿地呈上他归顺的“投名状”:“四一二”政变。

  “宁汉合流”也好,蒋介石下野也罢,乃至他的复出,都在诠释一股被忽视的巨大力量,这就是金钱的意志!

  【进军沪宁,蒋介石的犹豫】

  1926年11月,一个枫叶飘零的晚秋,蒋介石仍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此时,他的心情焦虑而纠结。北伐大军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军事上,蒋介石打得顺风顺水。自1926年7月广州誓师北伐以来,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旋律响彻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武汉,摧毁了军阀吴佩孚的武装力量。随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紧接着在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打败了另一个军阀孙传芳,连克九江、南昌,兵锋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对蒋介石却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到了武汉。自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来,汪精卫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在党内政治势力雄厚,再加上苏联的政治、军事和金钱的背后撑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与地方实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对蒋介石深怀敌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武汉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的核心。此时,大部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已到了武汉,政治权力已被汪精卫主导。汪精卫三番五次催促蒋介石速来武汉,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汉,则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绝于党国的危险。更何况,他的北伐大军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粮饷,而财权并不在他手上。战场上打得再顺利,如果武汉切断他的财源,他的北伐大军将会立刻丧失战斗力。

  蒋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统一全国,继而成为中国的恺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赖苏联的金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脉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眼睛和左右手——鲍罗廷。“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在广州的势力,但为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和金钱,为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得不暂时隐忍。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蒋介石受到强烈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当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经过英国租界附近的沙基时,英军悍然屠杀游行群众50余人,伤170余人,酿成“沙基惨案”。蒋介石闻讯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每日写下一条仇英德的“愤青”口号,多达百余条:

  “英虏皆可杀!英仇可忍耶!英夷不灭非男儿!汝忘英虏之仇乎?英番不灭革命不成!……”[1]

  蒋介石不仅反英,而且对美、法等国也抱有警惕的态度,“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严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蒋介石不仅对列强充满愤怒,对洋买办阶层也十分憎恶,痛恨他们帮助洋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

  历史充满怪异之处就在于,谁能想到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阶层的总头目蒋介石,居然骨子里痛恨他所依赖的那些势力!荒诞但顺理成章的是,作为一个把个人权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从属于现实的,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谁能给他带来权力。当苏联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苏联的金钱和武器来实现北伐和统一,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苏联试图控制和命令他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一脚踢开。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所仇恨的列强,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皆如此;对他所厌恶的洋买办,亦如此。他将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终极解释者,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真理!不管是谁,只要阻挡了他的权力之路,“皆可杀”!

  在蒋介石看来,天下群雄皆鼠辈。奉系军阀张作霖,毫无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拥东北之地,势力虽大,但少谋寡略,不过一土匪耳;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之辈,尔虞我诈,内部矛盾重重,占地虽广,只需各个击破,灭之何难?最令他头痛的还是共产党。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信仰体系的政党,组织严密并深植于军队。苏联红军号令统一,行动一致,其战斗力迥异于中国军阀的部队。大受启发的蒋介石,回到中国就大力推广“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大政方针,从骨子里就认为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获得苏联的援助,增加国民党的实力。所以,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党中有党”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别是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远较国民党厉害,更与国民党中的左派打得火热,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实行集权的难度。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要职。

  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力主从速,而鲍罗廷似乎看穿了他的个人图谋,建议从缓,先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发动群众,以待时机成熟。蒋介石很明白,鲍罗廷的“时机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赶走之时。所以他必须抓住时机,做大做强自己。在他的力争之下,鲍罗廷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

  蒋介石的北伐进展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钱支持。那么,苏联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呢?这需要从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说起。

  【3000万金卢布打造的北伐战争】

  1920年2月的海参崴,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夜,一辆辆由士兵押送的马车满载木箱,驶进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的大院。银行工作人员立刻将卸下来的木箱吃力地搬进银行的金库,分行经理伍德随即带着两名助手打开了第一个箱子清点货物。伍德打开箱盖一看,里面全是码放整齐的金砖,在黑暗中依然闪烁着幽幽的光芒。于是他们伸手进去,借着蜡烛的一点昏暗的亮光,仔细摸索着金块,清点数量。“地板上堆满了箱子。我们踩着箱子走动,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火漆,打开每只箱子,检查内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后送去装船。”[2]

  这批金子原本是属于沙皇的,两年前还静静地躺在沙皇俄国中央银行的国库里,现在却作为战利品进了汇丰的金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盘踞在西伯利亚的沙皇军队,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率领下向莫斯科进军,旋风般地攻占了沙皇政府中央银行国库所在地喀山,夺取了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之后却兵败莫斯科城下,随即裹挟着这批黄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逃窜。时值冬季,西伯利亚的严寒彻底摧毁了这支败军的士气,刚跑到伊尔库茨克就哗变了。为了活命,哗变士兵跟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将高尔察克和那批黄金交给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则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回家。这些哗变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欧洲雇佣兵,他们要从海参崴坐船回欧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黄金卖给了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

  本来穷得叮当乱响的苏俄政府,拿到了这笔沙俄留下的黄金储备,腰杆一下子就硬了起来。当时的1英镑约合10两银子,沙俄国库压箱底的那批黄金被欧洲雇佣兵倒卖了一部分给汇丰银行,剩下还有大约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落到了苏俄政府手里,这可是一笔价值5亿两白银的巨款!当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了2.3亿两白银,在英国换成黄金后,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体系。布尔什维克政治局里也不乏金融货币的高手,就用这笔黄金做储备进行卢布的币制改革,实行了金本位。于是本来已经被战争摧毁的俄国经济逐渐稳定下来,重新步入正轨。[3]

  站稳脚跟的苏俄政府,刚刚缓过气来,心有余悸地四下张望,发现处境实在不妙。西方是资本主义列强一统天下,东方和南方又都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列强随时可以沿着俄国漫长边境线的任何一点发动突击,颠覆苏维埃政权。

  这种局面下,韬光养晦是没用的,只有以攻为守,沿着边境建立一条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缓冲地带。而中国与苏俄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何不让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为跳板攻击苏俄柔软的下腹部,就成了苏俄人关注的战略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两个基本战略目标:第一,促使外蒙古独立或者自治,建立亲苏政权,作为中苏之间的缓冲地带;第二,维持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独占权益。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没有中国政府的背书是难以实现的。于是苏俄政府派遣老资格的外交家越飞出使中国,对各派势力进行摸底。越飞一到任,马上与坐镇北京的吴佩孚谈合作,但是有英美撑腰的吴佩孚根本不予理睬,更谈不上出让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了。在北京活动了大半年,除了搭上吴佩孚手下大将冯玉祥这条线之外,别无成绩。就在越飞一筹莫展的时候,南方广州政府的孙中山主动找上门来。

  要生存,要革命,要统一全国,就要有钱,就要“拉风投”。英国人并不看好孙中山,辛亥革命刚胜利时就把宝押到了袁世凯身上。美国的摩根财团派人谈过一次,摩根的代表拉蒙特问,如何才能在中国“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孙中山激动地说道:“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只要给我2500万美元,我就可以装备几个军团,那样我们很快就天下太平了。”[4]拉蒙特暗暗摇头,连一块稳固的地盘都没有,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做抵押,一张嘴就是2500万美金,可能吗?

  这时候,苏联代表越飞出使中国了。一个急需资金,一个急找“项目”,于是两家一拍即合。1923年年初,越飞以养病为名赶赴上海,在沪10天,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促膝长谈。到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要点如下:

  ·中国东北铁路暂时只能由中苏两国共管,进驻外蒙古的苏联红军不必立时撤退;

  ·双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国民革命,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不是急于搞共产主义;

  ·孙中山搞国民革命“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5]。

  1923年3月,苏共政治局开会投票决定援助孙中山,首批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6]当然,由于苏联的经济刚刚稳定,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这200万金卢布纯属空手套白狼。原来越飞跟孙中山签好合同后,立刻就去了日本,并同日本人签了渔业合作协议,日本渔民可以去苏联滨海地区捕鱼,条件是要给苏联人交纳一大笔保护费,苏联人就是用这笔钱完成了中国项目的一期融资[7]。不久,苏联恢复经济效果初现,就又进行二期融资,拨出300万金卢布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援助中国创办黄埔军校。[8]

  据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追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广东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不只是黄埔军校,1923~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约300万金卢布的军火,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除此之外,苏联政府从1924年11月起,每月还为国民党提供10万金卢布的党务经费,甚至还给了国民党1000万金卢布用于创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9]

  在北方,苏联顾问还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苏联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金卢布的武器和弹药。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金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10]

  这样,苏联三年间为国民党提供的军火和财政援助累计超过3000万金卢布。正是在苏联的强力输血下,国民党的北伐军才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版图中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宁汉合流”后逃亡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道:“苏联用了3000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

  1926年11月的蒋介石,确实面临一个重大选择,背弃苏联,就会失去庞大的资金支持和军事装备补给;但如果听命于鲍罗廷,前去武汉,又将葬送自己的权力和政治生命。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有拖延时间,耐心与各路风投接洽。经过多方活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给他提供了100万银元,英美烟草公司则贷款200万银元,然而这些钱却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要想做成大项目,只有拉到金额庞大而且稳定的风险投资。于是蒋介石通过外国记者诺曼和曾为他服务的外国人柯亨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透露了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信息,并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以某种支持的保证”。[11]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从上海赶到蒋介石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要求面见,当副官通报此人的姓名后,蒋介石顿时大喜,一扫脸上多日的愁云,亲自赶到辕门迎接。

  来人正是虞洽卿。

  【蒋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滩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国金融圈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当年蒋介石落魄上海滩的时候,就在这位虞老爷子创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里炒过股票、期货。被打爆仓后又是虞老爷子出面摆平,还将蒋介石介绍给了杜月笙和黄金荣两位上海黑社会大佬。蒋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浅。

  虞洽卿也没拿自己当外人,一进会客厅,简单寒暄两句,就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抛出两个关键问题:“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们怎么办?”

  蒋介石一笑:“穷赤佬怎么靠得住?”

  虞洽卿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过,我还跟洋人做生意呢。”

  蒋介石叹道:“洋人怎么打得过?”

  虞老爷子一听,点点头,心里有了底,进一步试探:“那我回去,怎么帮你?”

  蒋介石猛地一挥手:“我不日就会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黄先生(黄金荣)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点点头:“这个没问题。我能干什么?”

  蒋介石一听,心中一动,俯身上前,盯着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说道:“钱,帮我筹钱,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钱的。”

  这显然是一笔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强、扶助农工,可蒋介石现在管不了这么多原则了,在权力与原则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事实上,早在1926年初,英国外交部就曾针对中国北伐战争的对策问题组织过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计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北方军阀、向苏联施加压力、怀柔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也难以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在于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四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可行,并富有“建设性”。[12]

  不怀柔的办法以前也用过。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开用军火和现款供给国民党内部军阀陈炯明起兵反叛国民政府。结果,陈炯明叛乱被镇压,用金卢布武装起来的北伐军,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国际银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军阀。这些北洋军阀垮得速度之快,让他们的后台老板们瞠目结舌、手忙脚乱。摆在帝国主义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

  这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就成为可以培养的上佳人选。然而,中国政局实在太过扑朔迷离,一向对投资方向判断准确的伦敦金融城和美国华尔街,这时也是一个头两个大,这个蒋介石到底靠不靠谱呢?万一这位仁兄拿了钱不办事或者办事不力怎么办?为了摸蒋介石的底,美国政府甚至派专人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关于蒋介石的犯罪记录。[13]

  但只是侧面调查显然还远远不够,必须当面锣对面鼓地谈清楚心里才有底。于是才有了大买办虞洽卿跑到南昌亲自“面试”蒋介石。在初步摸到蒋介石的底牌之后,虞洽卿又于1927年2月到南昌“复试”蒋介石。这一次达成了秘密协议:蒋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获得贷款6000万大洋,条件是蒋介石要纳出“投名状”——动刀子反共。[14]

  6000万大洋的诱惑!

  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个大洋!苏联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间给国民党投了3000万金卢布,约合2700万大洋,就几乎打赢了北伐战争。

  这可是6000万大洋啊。没说的,干!蒋介石要对共产党动刀子了。

  苏联三年的心血,3000万金卢布的投资,在虞洽卿与蒋介石的两次会面下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是因为虞洽卿个人的能量有多么了不得,更不是因为虞洽卿与蒋介石的私交有多么深厚,而是因为虞洽卿背后所代表的势力,比苏联更有钱,比蒋介石更怕共产党。

  蒋介石终于抱上了一条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与蒋介石:不得不说的故事】

  虞洽卿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名副其实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兰银行的买办,同时还经营着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连黄金荣、杜月笙都要尊他一声前辈,就连租界里的洋人都让他三分。

  荷兰银行在国际银行家版图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创办人是老牌犹太银行家族孟德辉家族。孟德辉、沙逊和罗斯柴尔德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兴起反犹浪潮,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沙逊则去了中东地区,成为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孟德辉家族则逃往荷兰,发起创建了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孟德辉又进军伦敦金融城,参与创建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到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女王最喜欢的犹太人”,成为英国王室最信赖的宫廷银行家。1812年,孟德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盘股票投资,两家结成血浓于水的同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家在欧洲大陆的全部投资,都由孟家的荷兰银行代为打理。直到今天,罗家在中国香港的办事处仍以“荷兰银行-罗斯柴尔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为这样一个银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以致对中国风俗一无所知的荷兰女王为了表彰其功绩,特地御赐王室座钟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拥有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这支商团武装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江南制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还为随后成立的同盟会沪军都督府垫银180万两,筹措款项共计300万两之巨。

  1916年底,颇具经济头脑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与虞洽卿等人商议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并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提出申请。然而北洋军阀对“孙大炮”心有余悸,神经过敏,以致“逢孙必反”,拒绝批准,再加上当时的经济不景气,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后来,将此事接着往下推进的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早年追随上海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进行反清革命,在同盟会攻打清军固守的江南制造局时,蒋介石跟陈其美一同扛过枪,是战场上共同拼杀出来的过命的交情,后来两人成了磕头的把兄弟。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头号心腹,革命成功之后,陈其美出任上海督军。虞洽卿在陈其美那里担任财政顾问,为维持其运作,筹措过大笔粮饷。蒋介石由于跟陈其美的特殊关系,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热。后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介石顿时失去了靠山。

  孙中山用证券交易所来筹集革命经费的思路还是很有见地的,革命与战争都需要用钱,而且需要很多钱。当蒋介石接受组织委任继续推进交易所时,顿时觉得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他先与上海督军府的故交戴季陶、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江浙财阀张静江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进行具体组织谋划工作。然后拉虞洽卿来发动上海商界向北京农商部提出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理事长为虞洽卿,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当日上海《申报》登出一条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54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这家54号经纪人营业所,就是由蒋介石组建的“恒泰号”,具体买卖业务则交由陈果夫操办。“恒泰号”的营业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为银币3.5万元,共35股。蒋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后来蒋介石投机生意失败,被人上门逼债,还是虞洽卿将其介绍给黑社会的头目黄金荣,拜入黄金荣的门下,由黄金荣出面才清理了债务,并出资供其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国际银行家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绞杀中国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后,英国驻美大使立刻向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在那里(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会全部损失,我们政府考虑以一切力量来保卫作为英国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们热忱欢迎美国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协力合作。”[15]

  就在1927年3月,为了保卫“(国际银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17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美军3500多人,法军2500多人,连同租界工部局武装“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帝国主义武装共达30000多人。

  同时,老谋深算的国际银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买办阶级。

  而此时中国的买办阶级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国际银行家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权力当局是租界工部局。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买办、江浙财阀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纳税。然而奴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这些大买办、财阀在工部局里根本没有一席之地,“朝中无人”则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资产阶级共和原则,这些买办阶级早就心怀不满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人员就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们在大华饭店聚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在饭桌上解决问题。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16]。工部局的美国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辞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17]

  在餐会做主题演讲的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费信惇,单刀直入主题:面对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势,“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动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国共产党)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区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对他们加以领导)。”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词:“我们(指在场华商)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地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火焰……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紧接着虞洽卿话锋一转,“但坦白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洋人必须多少承认“种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这显然是笔交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色。

  【“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这个联合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海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海钱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上海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3月31日,虞洽卿与上海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18]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19]。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20]。一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蒋介石的“再融资”】

  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1.8万银元起家,到1933年达到存款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有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融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银行家把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债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为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这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这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在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8成,其中,中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21]

  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璈。张嘉璈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8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张嘉璈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拒绝与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阀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本金近6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璈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馥荪、陈光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璈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璈,组织融资的总负责人陈光甫和监督资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关系密切,被视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汪寿华收到杜月笙派人送来的一份请贴,邀请汪寿华4月11日到杜公馆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因为与青洪帮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就决定前去赴约。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杜月笙并没有出现。周围逼近的打手,目露杀气。汪寿华暗叫不妙,转身想走,已然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翻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塞进汽车运到龙华郊区活埋。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青帮流氓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乘车冲出青帮大本营法租界。同时,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同样伪装穿过公共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二十六军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这时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之名,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当天中午,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抗议暴行。结果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游行“国民”开枪,大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300名工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随后,在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广东、常州等地发生大规模血腥镇压,大约25000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公然背叛了国民革命。

  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大都与蒋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东征讨蒋,希望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22]

  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李济深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扑上来。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只要价钱谈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出卖革命。真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至于经济形势,那就更加困难了。事实上,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向中国商界银行筹款事宜,必须由财政部长统一管理。[23]宋子文于3月29日抵达上海,第二天即和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然蒋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建立关系。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负责具体事务。结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时无法展开。

  “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彻底翻脸,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胁,更遑论为武汉政府融资了。最后连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策反,投靠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此时武汉的物价已经上涨到天文数字,武汉政府所发行的各种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过150万银元,支出竟达1300万银元!全市失业人口及家属已超过总人数的1/3,加上各省前来投奔武汉的革命者、避难者,以及几次战役的伤兵数万人,整个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

  武汉方面,不管是苏联、中共,还是汪精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美歌为所部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处地拿捏,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现在,冯玉祥在1600万金卢布和军火的培植下,雄踞潼关,虎视中原,静候在中国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关键时刻,投注自己的筹码。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出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精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看来在汪精卫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拧出些许橘汁来。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反共“清党”。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部250万银元的津贴。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实这笔款子。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的报告中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正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玉祥,以取得冯玉祥的支持,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徐州协定。[24]

  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出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出现在冯玉祥眼前。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义无反顾地扑向蒋介石刚刚抱上的那条大粗腿。于是,冯玉祥对蒋介石开出的条件照单全收,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政府把苏联人送回苏联,清洗共产党人,说服武汉国民党人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就向武汉的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此时的汪精卫正十分窝火。原来,6月1日,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带着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来到武汉。没过几天,罗易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把这份决议向汪精卫做了传达。这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大意如下:

  ·坚决主张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改革,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

  ·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

  ·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

  ·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这不是国共合作,斯大林这是要汪精卫彻底向共产党投降。汪精卫看罢强压了压火气,居然还是进行了讨价还价。他提出要苏联提供1500万金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额只有200万金卢布。斯大林做得太过分了,既要人卖身,又不肯给足卖身钱,是谁都会翻脸。这时,汪精卫接到冯玉祥敦促他清党反共的电报,倒真是正中下怀。

  紧接着,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带着蒋介石的信,在汪精卫家中与汪举行了多轮私下会谈。

  三天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之下,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党分子”之后,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原则矛盾已经解决,“宁汉合流”只是时间问题。在宁汉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蒋介石,似乎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府的领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蒋介石却在武汉“分共”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台了。

  如此诡异的中国政局,难怪连长于“风险投资”的大英帝国外交部,都对云谲波诡的中国政局摸不着头脑。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有一句古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只不过这次的“弓”和“狗”成了蒋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则是江浙财阀。

  【财阀董事会炒掉了胡闹的CEO】

  对于江浙财阀而言,蒋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难看。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并不轻松,清洗掉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只是正餐开始前的“开胃甜点”。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既要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又要对付武汉国民政府,还要提防北面的北洋军阀,方方面面,哪一样少了钱都不行。

  然而江浙财阀作为资本家是要算投资收益的。前期融资那是共产党来势凶猛给逼的,不出点血大家都得玩儿完。现在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蒋介石的胃口却越来越大,这就超出了财阀们的预算,大家都开始从挺蒋的位置上往后缩。

  江浙财阀这一缩不要紧,蒋介石立刻就翻了白眼,这不是卡我的脖子么!敬酒不吃吃罚酒,好说不行就得来硬的。于是蒋介石把对付共产党和工会的那一套拿出来对付资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个颜料商的儿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这个颜料商答应向国家“捐献”20万银元以后,他的儿子就在5月19日获得释放。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被以“奸商并曾资助军阀”的罪名逮捕,蒋介石亲自下令没收荣家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宗敬捐款25万银元给蒋政权后,这个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3岁儿子被绑架,绑匪要求他给党国事业“捐款”50万银元。蒋介石采用这种“绑票”和“绑票预期”相结合的手段,向资本家勒索钱财的实际结果,根据美国驻沪领事的说法,“是有钱阶级中的一种确确实实的恐怖统治……商人和绅士阶层的态度,正在不断地发展成对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给他们造成极大苦难的国民党的反对力量”[25]。一位在中国的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说:“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被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据估计,蒋介石用这种手段共筹集到50万美元资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26]

  蒋介石这套打法跟希特勒后来的套路几乎一模一样。几年后,希特勒也是拿着华尔街的“风投”上了“创业板”。一统德意志江山后,转过头来就发动对英法的战争,狠咬了国际银行家们一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居然还坐过盖世太保的黑牢。对于蒋介石和希特勒这种政治强人来说,巩固权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则,至于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工人阶级,只要能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们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势变化,翻脸比翻书都快。

  上海滩的大亨们真的很生气,后果真的很严重。大亨们认为,蒋介石实在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给你钱,是要你给我们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丰,就如此嚣张跋扈,不按规矩出牌,以后真成了气候那还了得!

  这种危险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完全是因为上海滩的大门之外还有一个亲共的武汉政府,外部压力还未彻底解除,对蒋介石还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卫在武汉也对共产党动了刀子,那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于是,蒋介石下台进入倒计时。

  事实上,这个七拼八凑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蒋介石的专横跋扈为他自己树立了过多的政敌,而他本人却全然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正在这个微妙的时刻,蒋介石的军队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军阀的部队打得大败,连华东重镇徐州都丢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内部的桂系力量趁机开始逼宫,谈判合并事宜的武汉汪精卫当局,也一再坚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本人必须下台,国民党内的广东元老系和拥护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太子派”也联合起来逼蒋下野。而且尽管在上海进行黑帮式勒索性的筹款,但由于军费开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蒋介石当了家才知道柴米贵,一时又没了江浙财阀的支持,只能望着烂摊子束手无策。

  蒋介石此时方才明白,统治一个国家与推翻一个政权是有区别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玩流氓手段了。

  蒋介石毕竟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与其这样硬扛着,不如急流勇退,把别人架到前台的火炉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来接盘。

  于是,1927年8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他要辞去总司令之职,并把南京防务交给其他将领,随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介石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紧接着,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往南京,汪精卫也在9月初抵达南京,宁汉正式复合,是为“宁汉合流”。

  【蒋介石终于上了“创业板”】

  看到胜利果实就这么被人窃取,蒋介石品味着苦涩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就一定要争取到控制着中国金融力量的江浙财阀的金钱支持。虽然汪精卫、李宗仁之辈,暂时得逞一时,然而,他确信,只有自己才有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手腕,江浙财阀早晚会认清到底谁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真命天子”。当务之急是要重新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同,想办法重新申请“IPO”。

  争取江浙财阀支持的关键是要打消他们的疑虑,令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蒋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姻,把自己跟江浙财阀用姻亲关系紧紧地拴在一起。他要发动一场攻势,一场赢取美人芳心的攻势,这场攻势的战略价值将不亚于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

  他的目标就是宋美龄。

  当时,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疗养,为了追求宋美龄,蒋介石于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让他同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中山(宋庆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霭龄)都有了姻亲关系。而宋家与江浙财阀和代表国际银行家在华利益的中国大买办阶级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上海大买办家族、洞庭山帮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求学时的同学,他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财阀大银行家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国资本的中国买办发家的。宋氏家族开创人宋嘉树从小在美国长大,受过完整的美国教会教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宋家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毕业于美国大学,宋子文本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即在华尔街商业银行打过工。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国受过教育,还曾经是美孚石油公司华北区的总代理。这一家人货真价实地与美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联姻,当时中国媒体报道这桩政治婚姻的通栏大标题说得准确,“蒋宋联姻,‘中美’合作”(蒋中正、宋美龄)。

  这是中国买办财团与军事独裁者的完美结合。

  正当蒋介石忙着注入“新资产”之时,“宁汉合流”后的新国民政府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国民党内“太子派”首领孙科,并没有蒋介石的筹款能力,蒋介石在位的时候,每月的预算为2000万银元,而孙科完全无法筹集到这个数字。直到1927年10月,他只筹到800万银元,政府运转陷入瘫痪,军队领不到军饷而拒不领命。情急之下,孙科也有样学样,他在10月1日再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金额比蒋介石的3000万银元还多1000万,达到4000万银元之巨!

  为了发动江浙财阀认购其公债,孙科还召集虞洽卿等财界头面人物开会,动员大家认购,结果反应平淡。上海钱庄从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给蒋介石贷款560万银元,但是,当孙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钱庄认购50万银元二五附税国库券时,只募得34万银元[27]。

  没有江浙财阀的支持,新政府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

  此时的江浙财阀,已经对汪精卫、孙科、李宗仁这批人的执行力相当失望,靠这批人能打得过北方的军阀吗?大佬们开始观望,也许与他们变成了“一家人”的蒋介石更能胜任一统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就跟唐生智的湘系军队,为了权力斗争爆发了内战,虽然桂系军队打败了唐生智,但是双方损失极大,实际上已无力再战。

  这时,国民党内的亲蒋力量趁机要求蒋介石重新执政以收拾残局,江浙财阀已将蒋介石视为圈内人,再加上他们也自信通过上一次的“资本重组”,蒋介石应该受到了足够的教训,他应该会上道的。

  于是,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蒋介石正式通电全国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最高职务。

  从下野到重掌大权仅仅过去了116天。

  汪精卫政府使尽吃奶的力气也卖不动的4000万银元公债,等到蒋介石一上台,在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宋子文的统筹安排下,江浙财阀很快就认购一空。有了江浙财阀的重新支持,蒋介石这回终于坐稳了江山。作为回报,江浙财阀也指望蒋介石能竭尽全力为他们服务。

  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军事独裁者的本性。这种人是绝不会甘心受制于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来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组织。克伦威尔是这样,拿破仑是这样,希特勒是这样,蒋介石也不例外。

  不过,蒋介石暂时还必须依靠银行家的钱袋子。因为蒋介石正面临着最令他头痛的劲敌的反抗,这些人就是他竭尽全力想要根除的共产党人。

  就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被蒋介石的屠刀杀得血流成河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在南昌起义了。蒋介石的噩梦拉开了序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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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宋部长管理财政电,1927年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张第1版
  [24] 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25] 美国驻沪领事克宁翰致马慕瑞,美国国务院893/9195,1927年7月30日;高斯致马慕瑞,美国国务院893/9199,1927年6月5日;克宁翰致迈耶,美国国务院893/9660,1927年9月3日
  [26] 中国革命1926~1927年(伦敦,1928年版),查普曼,第232页
  [27]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第207页;克宁翰致迈耶,美国国务院893/9660,1927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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