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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

  【本章导读】

  〖为什么明治维新能成功,而洋务运动会失败?

  为什么日本没有洋买办阶层?

  为什么外国银行携强大资本登陆日本,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为什么日本能够守住自己的金融高边疆?〗

  历史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也为后来的中国人提出了许多非常尖锐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及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国带来的刺激和纠结,远比败于大英帝国更令国人抓狂。

  日本金融的历史,远比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更久远、更先进。三井家族的金融从业经历,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比山西票号早了100多年;日本现代银行体系的建立,比中国领先了30多年;日本中央银行的成形,比中国早28年;日本的统一货币日元,遥遥领先中国的法币70多年;日本在亚洲最早确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基石;日本的金融网络,完全控制了本国的经济体系;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帮助本国贸易商一举夺回了定价权。

  日本成功地守住了金融高边疆,击退了外国金融势力的染指,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关键前提。

  日本最终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金银货币有限的情况下,以金融的高倍杠杆,充分调动起全国的资源,撬开了近代工业化的大门,而工业和贸易创造的惊人财富,驱动着日本经济的车轮驶入了世界强权的快车道。

  反观中国,以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为典型代表的洋务运动,却在极端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艰难生存,尽管具备着关键的先发优势和良好的资源条件,却最终断送在日本手中。

  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制高点,金融高边疆是现代国家的第二国防!

  【王政复古与金钱崛起】

  1867年12月26日深夜,寒风瑟瑟。在日本京都三井家族的庄园里,家族掌门人三井三郎助正襟危坐,在他的旁边是一个装满金银的木箱。仆人们屏住呼吸,倾听着院外的动静。巨大的客厅在黑夜里显得更加空旷,蜡烛咝咝的燃烧声在静谧的房间中清晰可闻。空气仿佛凝固了。此时,三井正在等待一个决定家族命运的重要时刻。

  他已经得到准确情报,德川幕府正在调集三万大军准备杀向京都。倒幕派的长州藩和萨摩藩也已经招募了大批武士,在王政复古的大旗下,誓言废掉统治日本长达200年的德川幕府,将大权归还天皇。一时间,京都城下战云密布,决定日本命运的决战即将拉开大幕。

  三井家族作为德川幕府的金融代理人,曾为幕府统治立下汗马功劳,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日本已不再是锁国时代的日本,西方列强已经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整个国家正处在被彻底殖民的巨大危机之中。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和严酷剥削,早已使民众的暴力反抗如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幕府对西方列强的软弱妥协,更激起各藩贵族与武士压抑已久的反叛之心。三井对时局洞若观火,早已开始向倒幕派秘密提供大笔资金。不过,他还不愿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倾向。

  今夜,三井将做出事关家族300年基业的重大抉择,将赌注全部压向倒幕派,公开与德川幕府决裂!

  清脆的敲门声骤然响起,天皇的特使到了。

  此刻,就在三井家附近的皇宫里,一位踌躇满志的少年正在激情中来回踱步,憧憬着日本光明的未来。他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即位的明治天皇。几天前,他发布诏书,宣布接受德川幕府交出的行政权力,收回旁落长达700余年的天皇统治权。在这位年方15岁的天皇身边,云集着来自各藩的诸侯,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西南部的长州和萨摩两藩。这些人早已不堪忍受德川幕府的统治,几次三番起兵造反,其属下武士,彪悍勇猛,能征惯战,后来日本帝国陆军和海军的名将中,大部分都出自这两大藩镇。

  明治天皇年纪虽小,但雄心勃勃,谋略过人。他对眼下的局势也有自己的判断,德川幕府将历代天皇置于汉献帝的位置上固然可恨,但能保证身边的这些倒幕派,不会再度成为新的德川家族呢?就在三年前,胆大妄为的长州藩,甚至准备武装绑架他的父亲孝明天皇,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推翻德川家族的统治。明治天皇的处境,与清帝国康熙皇帝亲政前,被鳌拜胁迫非常相似。

  不过,眼下最紧迫的,就是如何打败不甘心失去大权的德川家族。他们的3万大军很快就会打到京都城下,而最要命的就是,他的新政权囊中空空如也,没有钱是打不了仗的。明治天皇不得不求助于当时的日本首富三井家族。

  在特使的引导下,三井带着装满金银的箱子来到皇宫,等待他的是帝国财政大臣。寒暄之后,大臣直言相告,政府没钱,战端将启。三井立刻献上宝箱,随即就被任命为帝国新的财政代理人,全权负责筹措财政经费。[1]

  三井家族何德何能,以至于明治天皇在危难之时,敢以政权存亡的重任相托?

  这个三井的来历的确非同凡响。三井家族开始建立金融帝国的时间,竟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其祖三井高利以服装业起家,于1683年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开设“三井两替店”,从事钱币兑换、典当和放款等金融业务,其商业模式与中国的钱庄非常类似。当时,江户为政治中心,京都是天皇居住之地,大阪是繁荣的商业都市。随着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各种产业开始兴盛起来。三大都市之间的贸易越来越紧密。三井高利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机会,在京都、大阪陆续开设了“三井两替店”的分店,开始建立起一个小型金融网络。有贸易就有金融服务,商业汇票和票据贴现被创造出来,汇票很快进入了三井家族在几个都市之间的金融网络,资本与信用开始远程流动,三井家族的利润节节攀升。

  当时,商人要在商业中心大阪购买商品,而银子却存在政治中心江户,银子和货物反向运动浪费时间和金钱,同时也不安全。幕府也有类似的麻烦,在大阪收来的商业税金,需要长途运送到江户的幕府金库,很不方便。三井看准了这一机会,向幕府提出解决方案,由三井在大阪收取政府税金,然后通过三井的金融网络将钱汇到江户,一张汇票就可解决政府的难题,不必搬动沉重的银子。德川幕府当然很高兴这样的简单操作,并且很大方地提出了60天的汇票期限。一段时间后,三井的服务令幕府相当满意,将期限进一步延长到150天。[2]

  这下可乐坏了三井。政府将如此巨大的一笔钱,近乎于免费地交给三井使用如此长的时间,而三井可以用幕府在大阪的税金,来采购自家和为其他商人代购的商品,然后在江户的分店支付银子给幕府金库。其实,从大阪到江户,三井只需要15~20天的时间就可以办好所有商品的采购和运输,等于得到了130天的政府巨额零利息贷款,这钱正可用于短期放贷,获取暴利。

  三井的远程汇兑业务与山西票号的模式几乎一模一样,虽然金融汇兑网络规模比山西票号小很多,但却早出了100多年。在西方列强进入亚洲之前,日本人的金融意识可能比中国人更先进。

  更为重要的是,德川幕府对三井的信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西方列强打开日本国门后,幕府规定,外国银行的所有本地业务,必须通过三井家族,这样就使得外国银行无法直接与日本商人接触。三井家族扮演了清朝广州十三行的角色,而且三井一家独揽了对外国的一切贸易金融的接口,从而使三井家族的金融与商业网络在日本一家独大。

  经过180多年的发展,到明治天皇时,三井庞大的金融帝国,早已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

  就在明治新政府面临德川幕府的反扑和各地骚乱不断的危难之时,三井临危受命,为政府紧急筹集300万两白银的国债,这是日本有史以来发行的第一次国债,其规模之大、筹集时间之急迫,在日本历史上闻所未闻。三井金融帝国立刻紧急动员起来,所有金融网络一起高速运转。他们放出大量国债推销员,每个推销员都必须熟练掌握标准化的4分钟演讲推销技能,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商人、银行家和家庭主妇之间奔走,以天皇危难国家兴亡的激情震撼了社会各界,销售最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00万两白银的天量国债数额,被380万两超额认购。[3]

  三井拯救了明治新政权!从三井金融帝国奔涌而出的海量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最渴求粮饷的前线军营。

  非常巧合的是,三井向明治天皇表忠心的一箱箱军饷,正被一位年轻的官员护送到前线。此人就是井上馨。

  【井上馨:日本开国金融元勋】

  井上馨从小心怀大志,在西方列强危于外、幕府藩镇乱于内,国家存亡面临重大危机之时,井上馨暗暗立下决心,一定要到国外去看看西方的海军为什么如此船坚炮利,西方国家的经济到底是怎样的繁荣。不过,当时日本采取的是严厉的锁国政策,私自离开日本到国外留学是犯死罪的。但井上馨的决心十分坚定,死亡的危险不足以令其却步。他秘密联系同是长州藩的老乡伊藤博文,两人志同道合,决心一起偷渡去英国留学考察。

  两人商量得热火朝天,就在准备动身之时,突然意识到身上都没有钱,也不知道在英国待上几年到底要花多少银子。于是他们跑到英国的领事馆打听,领事还从未碰上这等稀奇事,一番打听之后告诉他们,每人每年需要1000两银子,对于任何武士家庭,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两人顿时傻了眼。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开始到处找钱拉赞助。最后,还是长州藩的大名毛利,被二人的激情所打动,把在美国购买武器的余款汇到英国领事手中。1863年5月的一个夜晚,二人和另外三位好友在英国领事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港口,井上馨一眼望去,几百艘外国蒸汽轮船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井上馨深感日本再不开放,必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不过,他并没有深想,如果外国轮船卸下的是整船的鸦片,装上的是满载的丝茶金银,那中国的经济究竟会怎样?

  在上海接待他们的正是怡和洋行的凯斯威克。他问井上馨等人去英国打算学什么,结果井上馨突然发现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都不会英语。井上馨只会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航海(Navigation),糟糕的是,他还发错了音。凯斯威克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连猜带蒙地以为他们要当水手学习航海,结果派人把井上馨等人安排去和水手们一起烧锅炉、做杂活。井上馨等人不明白买了船票的客人为什么还需要干杂活儿,顿感无比郁闷。既然英国人就是这样的传统,井上馨等人也只好入乡随俗了。海上的狂风巨浪,害得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严重晕船,这两位一边呕吐,一边还在激烈地争论日本的未来。[4]

  船终于到了英国,他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井上馨目睹了洋人的富裕和强大,拼命地学习英语和专业航海知识。他恨不得立刻将西方的所有先进文明,通通塞进自己的大脑。有一天,他突然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日本长州藩肆意封锁海峡,炮击外国轮船,西方列强已准备组建联合舰队去惩罚当地的“野蛮人”。井上馨大惊,因为他知道西方的强大武力绝不是日本武士所能抵挡,所以立刻决定和伊藤博文启程回国,争取赶在列强军舰打到长州藩之前,去劝说当地大名罢兵休战。

  两人冒着被幕府抓住判死刑的危险,赶回日本面见英国总领事。此时,战争即将爆发。井上馨已经可以用英文表达他的建议——他愿去劝说长州藩停止战争,英国领事同意给他们几天时间去和谈。在见到长州藩的大名后,井上馨力陈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长州藩开战必败。无奈此时当地的武士阶层对于西方列强的仇恨,已到了无法压制的程度,虽败亦战。井上馨二人只好回去向英国方面报告结果。当英国总领事问井上馨是否仍然愿意回到英国继续学习时,井上馨回答得非常干脆:“不,先生!如果开战,我们将是第一批手持武士刀、倒在你们炮火之下的武士!”其刚烈决绝,令英国总领事耸然动容。[5]

  这种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日本可谓极其普遍,所以并没有洋买办滋生的土壤。后来掌管日本帝国财政金融大权的,正是井上馨等一大批日本金融武士!外国金融资本哪里收买得动!

  战争的惨烈使得西方列强认识到直接征服日本代价太高,而在远东的兵力远远不敷使用。而井上馨与伊藤博文却因与列强谈判,被当地武士误认为是奸细,二人都被刺杀,几乎丧命。日本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和民族情绪,确实是西方殖民者第一次面对的重大难题。这些“野蛮人”,既无法直接用武力征服,又难以找到一批能成气候的洋买办来间接实施殖民统治。

  后来,井上馨成为日本最懂金融的政治家,帝国九元老之一,号称“三井的大掌柜”。伊藤博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日本铁血首相,宪法的缔造者,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在他的任内发动的。

  王政复古后,长州藩由于倒幕功劳最大,在新政府中自然分到了最大的势力范围。在长州藩中,又属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最具远见卓识,因此井上馨被破格提拔为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执掌日本财政金融实权,而伊藤博文则去了外国事务局,后来从外交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帝国著名的政治家。

  【三井家的大掌柜】

  井上馨走马上任的第一要务就是确立货币本位,这正是金融高边疆的最重要的基石。可见井上馨的眼光相当了得,一眼就看出了财政金融问题的要害。

  他面临的现实困境就是货币混乱。自德川幕府以来,日本的货币就在不断贬值,货币本位极不稳定。到1869年,日本市场上共有11种金币流通,占金属货币流通量的54%,7种银币占42%,另外还有6种铜钱,各自藩镇还发行了五花八门的纸币,简直就是一个货币的春秋战国时代。[6]

  当时,主管日本财政的大久保利通,乃至整个新政府的主要头脑们,基本都没有现代国家的财政金融知识。一开始,大伙儿都认为应该实行银本位,本来银子在日本就是主要流通货币。因此政府在1868年2月,宣布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在通商口岸接受墨西哥银元为支付手段。但此时远在美国考察银行制度的伊藤博文发来信件,认为应该采用金本位:“奥地利、荷兰和其他一些仍在实行银本位的国家,可能是由于转换旧货币体制的难度太大。如果他们能够重新选择货币本位的话,毫无疑问,他们都会选择金本位。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明智的选择是跟随西方的主流倾向。如果日本建立金本位,白银仍然可以作为辅币进行补充。”[7]

  大家本来对这个问题就稀里糊涂,既然伊藤博文正在美国考察银行业,势必代表着西方最新的思想,因此大伙儿很容易就统一了金本位的思想。同时进行了“废两改元”,以后的日本货币被称为日元。这比中国早了70多年。

  明治新政府成立当年,就立刻派伊藤博文到美国考察银行体系,可见日本对金融问题的高度敏感,远非大清帝国所能比拟。其实,伊藤博文也并不精通金融事务,他只是在美国实地了解了一些当地银行业的基本框架,根本来不及消化和吸收。他力主模仿美国的国家银行体系在日本进行复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国家银行运动所创造出的153家银行,到19世纪末全部改制为普通商业银行或私人银行。

  但就金本位而言,伊藤博文的确判断力不俗。日本在不经意之间,站到了大英帝国的一边,属于站对了立场。不过由于日本当时黄金稀缺,白银仍是主要流通货币,真正实现金本位被推迟到1897年。当大清甲午战败的2.3亿两白银赔款,从英格兰银行以英镑的形式,付给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伦敦分行,在扣除53%的英国战争借款和军火购买之后,剩余的钱分别购买了英国国债和陆续换成黄金,分批运回日本,成为金本位建立的家底。

  井上馨要推行财政金融新政,手上又没钱,自然要和日本最大的金主三井家族打交道,双方关系很快打得火热。由于三井为新政府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论功行赏也要大大褒奖,更何况以后要求三井的地方多了,于是井上馨将经理国库的肥差交给了三井。不过为了以示公平,三井还要与另外两家老钱庄分享这块大蛋糕。

  1871年,日本国家造币厂开始铸新币时,三井马上又得到了政府特许代理人的美差,负责将全国流通的所有旧币回收,然后推广新货币。

  井上馨毕竟留过洋见过世面,他强烈建议三井家族将传统落伍的钱庄票号,转变为欧美现代银行。当三井反应过来银行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时,立刻明白了中间的巨大利益。以75%的储备金来发行钞票,多发的部分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三井终于悟出了银行信用货币可以放大的秘密。这样的好事岂能放过,三井立刻向政府申请150万~200万日元钞票的发行权,而且要具备国家法币的效力。三井梦想着成为“日本的英格兰银行”!

  1871年7月,三井递上开办银行的牌照申请。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银行牌照申请。8月,财政部的批文就下来了,其中还包括井上馨提交内阁批准的时间,效率奇高。更妙的是,政府在美国已经印好的钞票将立刻转交三井,由三井直接发行,连印刷都省了。

  三井正在狂喜之中,不好的消息却传来了。由于伊藤博文的建议,政府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学美国建立国家银行体系。所谓国家银行并非官办银行,而是具有发钞权力的股份制银行。但是,三井偏好家族能完全控制的私人银行体制,对和别人合作没有太大兴趣。井上馨为了补偿三井,将680万日元的财政券和250万殖民券的发行生意,交由三井来做。这两种政府券都是号称可兑换金币的钞票,但由于日本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黄金而无法兑现。三井虽然也赚了不少,但仍然对能够发钞票的银行这一巨大的诱惑朝思暮想。[8]

  在井上馨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三井不情愿地同意与两家老钱庄合资,建立了第一国立银行,主要负责经理国库。这可是笔巨大的买卖,所有国家财政收入都要经过它的手,相当于得到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资金沉淀,放贷也好,投资也罢,三井的资金实力变得超级雄厚。美中不足的是,这么大的好处居然要和别人分享。

  消灭对手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日本财政部“突然”意识到,国家的钱都存放在股份制的第一国立银行不一定靠谱,准备搞一次突击检查,看看这三家主要股东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本。由于井上馨的通风报信,三井提前做好了资金准备,而另外两家则立刻露出了马脚。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被政府强制关了门。

  在井上馨的帮助下,三井终于独霸了第一国立银行的国库经理大权。

  难怪在日本政坛上,井上馨的外号就是“三井的大掌柜”。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边疆】

  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势力集团,把持了明治政府的大权。明治天皇虽然待遇比德川幕府时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明治寡头们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地供在那里,但实权却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们虽然推翻了德川幕府,但全国仍然存在着300多个小诸侯,如果不加以彻底铲除,保不准哪天又会冒出个德川家族。同时,要想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封建割据无疑严重阻碍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但是,如何削藩呢?历史上由此引发的战乱数不胜数。

  明治寡头们最终商量出“废藩置县”的办法,有点像宋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的思路。由中央政府出钱,把藩王诸侯们和他们的属下,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全部养起来。诸侯们一算账,非常合算。以前,他们每年的名义收入为10万石大米,约合6.4万英镑,废藩置县之后,政府每年给他们5万石的俸禄。这是相当优厚的待遇了,要知道诸侯们的收入并不稳定,粮食收成听天由命,再发生战争暴动,还要出钱出人镇压,说不定还赔钱呢。同时,他们还不用再负担那些失去土地的武士阶层的生计,由国家将这些人供养起来,自己乐得一身轻。所以,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一位英国记者不由感叹,欧洲花了几百年才废除的封建领主制度,日本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

  其实情况远非这么乐观,藩镇是废除了,德川幕府式的隐患也彻底消灭了,但代价是国家背上了一个养活200万类似“八旗子弟”的藩主阶层的巨大财政负担。诸侯和武士们的俸禄支出几乎占了中央财政的近1/3,而高达7800万两的巨大藩债,大大加剧了明治新政府的财政危机。

  明治寡头们刚上台时,内乱外患都需要钱来搞定,新政府又没钱,财政税收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奏效的,所以只有通过印钞票来应急。这一点与美国各殖民地反叛大英帝国时,狂印殖民地纸币如出一辙。

  从1868年开始,新政府执政的头两年里,政府共发行了4800万日元的纸币,其中一半以上是维持政府运转,1270万日元借给了支持新政府的诸侯们,剩下的近1000万日元用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也包括银行业。从第三年起,又增加了三种纸币,一种是内务部发行的价值750万的辅币来支持政府券,第二种是财政部发的680万日元的财政部券,用以填补财政赤字,第三种是用于安置下岗武士阶层并帮助他们去北海道再就业的250万日元“下岗安置券”。[9]如此规模地狂印货币,加上假币泛滥,日本社会进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状态,政府纸币信用急剧下降,政权岌岌可危。

  新政府缺钱,狂印货币只是应急之道,长远之计是必须增加财政收入。于是新政府开始了地租货币化的改革。当时日本的各类税务都是实物缴纳,农民还要承担徭役。这正是中国300年前,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已解决的问题。地租改革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稳定收入。

  当经济逐步稳定下来后,诸侯武士们的俸禄又成了明治寡头们非常闹心的事。大佬们反复磋商,最后想出一招名叫“金禄公债”的法子。政府与其每年拿出巨额现金给诸侯武士们发俸禄,不如一次性将他们未来的俸禄买断,如同“买断工龄”一样,但并不是付现金,而是支付金禄公债。俸禄高的,一次性支付6~7年的总收入,利息为5%;俸禄低的,一次性支付10~12年的总收入,利息更高些。未来政府每年只是支付利息,财政负担大幅减轻。公债的本金自发授后第6年开始抽签偿还,30年内偿清。这一手,远比清朝雍正帝搞财政改革时,逼着八旗子弟们去京郊耕地要高明得多,日本明治时代的财政金融管理水平着实让人吃惊。

  这样,大笔资金可以腾出来去发展实业,用实业的投资回报来支付金禄公债的本息。从此,这200万人就被政府彻底推向了市场。

  1876年8月,政府开始发行金禄公债,其总额高达1.74亿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货币流通总量才1.12亿日元!同时,政府修改了国家银行法,允许金禄公债作为银行资本金入股。一夜暴富起来的诸侯们,立刻将手中一次性得到的几百万债券拿去入股银行。可见,当年日本诸侯们的金融智商也相当了得,他们早已懂得入股商业银行会获取什么样的利益。著名的第十五国立银行的股东几乎全是这些暴发户,他们成功地将俸禄收入转化为了金融资本,又将这些资本投入最兴旺的工业项目,从而获得了巨大回报,成为未来的新贵族。金禄公债发行后的三年内,日本国立银行数量暴涨到153家。而中下层武士除了打架别无所长,他们在商场上根本斗不过商人,结果金禄公债被大量骗走。“下海”的武士中,除了少数人取得了成功,绝大部分沦入贫苦阶层。

  随着这些国家重大政策的推进,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三井加速了申请银行牌照的进度。尽管先前被政府拒绝,但三井并未放弃。当井上馨1876年再次回到财政部时,三井的银行牌照申请立刻被批准了。但加上了一条,必须承担无限责任。1876年7月1日,三井银行正式成立,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发钞票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三井银行脱胎于传统的钱庄票号生意模式,其下属31家分支机构原属于三井的服装连锁店,现在正式脱离原来的生意,专门从事金融业务,三井银行立刻拥有了一张遍布日本的最大金融网络。老主顾们纷纷成为三井银行的客户。开业当年的存款总量就高达1137万日元,还有228万美元存款。政府的废藩置县、地租货币化和金禄公债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都存进了三井银行。[10]

  如此一来,三井银行相当于获得了明治政府巨大的无利息、无抵押的资金沉淀。以这样雄厚的财力,三井开始大举投资实业,在铁路、纺织、制纸、海运、煤矿等行业,形成了一个以金融为核心,以各类实业为骨干,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超级财阀。

  1882年,在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的策划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正式成立。这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政府与私人金融家各自持有相应的股权,三井家族作为主要发起股东,派出代表进入中央银行董事会参与决策。[11]尽管代表各方利益的财阀稀释了一些三井的权力,但在日本金融业,尚无人能与三井处于同等级别。

  随后,日本银行作为日本唯一的法定发钞银行,逐渐收回了153家国立银行的发钞权,完全控制了日本金融的战略制高点。

  日本银行另外一个重大功能,就是直接向本国优先发展的工业大量融资。日本银行开设特殊的贴现窗口,对重点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抵押融资,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想象的,这相当于直接将企业的债务和股票货币化,由全社会共同分摊重点企业的发展费用。这一点也为日本工业的腾飞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日本银行的调动下,全国的金融资源被有效地整合起来,整个银行系统全力扩张信贷,大规模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工业体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没有进行大规模外债融资的原因是,日本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外债的压迫下,日益殖民化的危险趋势。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本国的金融资源整合与调动,更重要的是,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

  在日本银行的监护下,日本的金融体系获得了空前发展。至1901年,日本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已高达数千家,仅商业银行就有1867家,金融网络遍及日本城市与乡村。在之后的10年中,银行体系对工商业的信贷规模翻了3倍,总存款规模翻了4倍,日本的铁路、航运、矿山、纺织、军工、机械制造、农业、贸易等行业,在巨额资金的刺激下,如火箭一般迅猛蹿升。

  【明治维新为什么没有向外国“招商引资”】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居然能想出将金禄公债作为银行的核心资本金,说明日本对现代金融本质的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已经远远超过了大清帝国。请注意,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并未大量引入外国资本和外债,因为日本已经彻底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现代银行与信用货币机制下,法定货币永远不会稀缺,货币能够被自己的银行系统创造出来。如果是这样,根本就不需要外国资本进入日本的银行体系。日本需要国际硬通货的唯一目的,就是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日本没有的资源!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来不搞“招商引资”。日本只需要外国的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管理的活儿日本自己练得比外国更高明。硬通货可以由日本的生丝、茶叶和瓷器出口而获得。外国资金?对不起,不需要!因为日本自己可以创造货币!外国洋行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帮助日本产品打开世界市场和购买日本需要的东西。国内贸易则由日本自己的商号共同分享。

  对西方的技术消化乃是日本的绝活儿。把各种东西精雕细琢,做到极致,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是日本的绝技。当俄国舰队到达日本时,好奇的日本人上船参观,俄国人给日本人展示了一个蒸汽火车的玩具模型。当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冒着烟的小火车在轨道上跑起来时,当场被全部雷倒。一伙儿人从此茶饭不思,仔细研究火车能动起来的原因。很快,日本人也搞出了小火车模型,而且不久就比俄国人做得更加精致。

  现代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乃是一个高倍杠杆的金融制度。一块钱的准备金能够创造10块钱的放大效应。日本在1882年之前,整个银行体系甚至用了近20倍的杠杆来大规模创造货币。如此规模的货币创造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工商业的跃进,不过这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

  日本开始大规模举借外债,发生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时期,当时日本国内金融早已完成大一统,工业近代化也基本成形,外债不会破坏日本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性。而战争外债相当于风险投资,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大战中,都获得了巨大利益,无非是与列强分利润罢了。

  在日本本国金融实力迅速扩张时,原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外国银行的影响力却在大幅减弱。1863~1868年,最早登陆日本的六大外国银行共有资本金2亿两,实力远远超过当时日本银行体系的总和。直到1897年,日本银行体系的全部资本金才1.33亿日元,可见外国银行实力之强大。

  明治维新之后,尽管外国银行的实力超级雄厚,但在日本开拓市场始终举步维艰。到20世纪初,最早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除了汇丰之外,已经全部倒闭或退出了日本。汇丰利用在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所获的巨大利润,在日本尚有一席之地,但也已经被挤压到了外贸和国际汇兑等狭小的领域,非但无力染指日本的货币发行大权,连进入日本市场的普通业务都寸步难行。

  除了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竞争对手凶悍地竞争和围堵之外,日本缺少洋买办阶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土壤也是重要原因。缺少本地人的大力配合,外国银行的业务,想在日本市场上开拓是不可想象的。三菱家族就曾公开向所有员工发誓,必将外国轮船公司从日本的航运市场中赶尽杀绝。在政府和金融两大势力集团的帮助下,三菱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以长州、萨摩藩武士贵族为核心所组建的日本明治政府,与清政府政客和文人控制的政权,在对待西方列强上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财政部是明治政府的核心权力之所在,众多财政金融官员都是长州和萨摩藩的武士世家出身,这些人将金融视作武士搏杀的角斗场。外国银行要想控制日本的金融,首先要过的难关就是这帮金融武士们。

  当日本完全控制了本国的金融体系,也就牢牢地掌握住了国家的命运。尽管在剧烈的工业化过程中,金融的混乱曾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紧缩,但就整体而言,日本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一个濒临殖民地险境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其金融高边疆的稳固立下了头功!

  紧接着,日本开始对汇丰银行仍占优势的国际贸易和汇兑业务展开猛烈进攻。

  【日元信用保卫战】

  日本财政部长大隈重信建立横滨正金银行是为了挽救快速贬值的纸币信用。在他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之下,信贷扩张迅猛,经济发展过热,结果导致纸币对银币的大幅贬值。货币信用严重受损,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经济一片混乱。万般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向外国举债5000万日元,用外国的银币来回收过多发行的纸币。结果,他的提案被暴风骤雨般的骂声所淹没。

  明治寡头们很多都到过国外,也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亲眼目睹了外国债务是如何将这些国家逐步控制,最终使其沦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寡头们指出,搞明治维新,不就是为了避免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吗?在工业化基础尚未完成,还债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向外国举债只能抵押关税和政府其他收入,从而丧失财政税收主权,这不就重蹈中国的覆辙了吗?

  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建立一家纯粹的“金银金属银行”,地方定在横滨这个日本的商业中心。因为是纯粹真金白银的业务,故而叫横滨正金银行。它不能发行钞票,其主要目的是将被“劣币”(纸币)驱除的“良币”(金银),从被储藏的状态下激活,重新回到社会上流通。可是,纸币贬值仍在加速,到1880年,纸币贬值到银币的45%,日本的金银币仿佛一夜之间从各个角落一起消失了。“正金”银行因为找不到“正经”的金银币而陷入瘫痪。纸币贬值断送了大隈重信的财政牛人地位。[12]

  接下这个烂摊子的就是力主通缩的松方正义,他早就对大隈重信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极其不满。松方正义上任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日元纸币信用。这意味着政府必须用真金白银,去换回老百姓手中过量发行的纸币,有多少换多少,直到老百姓完全相信政府库存的金银“大大的多”,而不再要求兑换为止。当时日本全国的货币流通总量是1.53亿日元,而金银准备金只有870万日元,仅占货币流动总量的5.7%。这可是一场信心的大血拼,仅有信心还不行,首先要有真金白银。

  松方正义早已成竹在胸,他与横滨正金银行反复讨论出一个方案,既可以解银行经营上的困局,也能一举扭转纸币贬值的困境,更能在对外贸易领域重新夺回被外国洋行把持的定价权。

  松方正义下令财政部,立刻为横滨正金银行准备300万日元的资金用于外汇交易。这笔钱将用来支持日本的出口贸易,用出口创汇来解决国内金银不足的问题。松方正义的思路与大隈重信截然相反,既然国内金银不足而纸币严重超发,只从国内找金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到全世界去找金银,用外面流入的金银来稳定纸币。

  此时的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与中国比较类似,主要出口商品是生丝和茶叶。其中,生丝业一直是日本最为重要的传统产业和出口行业,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高达30%左右。由于外国洋行在外国银行的扶持下,完全垄断了商品定价权,日本生丝和茶叶经常以跳楼大甩卖的价格,被迫卖给洋行。日本财政部对此早就怒火中烧,但一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横滨正金银行在松方正义的授意下开始悄悄行动的时候,正好是胡雪岩在上海开始囤积生丝,准备和洋行叫板的当口。但最终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商人也缺钱,外国洋行支付的是商业汇票,要等6个月才能到期,然后才能到外国银行取款。如果急需资金周转,就必须拿到外国银行进行贴现,但贴现率可能高达20%,等于损失了20%的贸易利润!如果不愿损失,就只有等待。但是,丝茶都是不能等的商品,时间长了会变质。因此,资金短缺导致收购丝茶的速度缓慢,而丝农茶农等不起,就只有贱价出售。洋行则大获暴利。

  横滨正金银行的出现立刻打破了洋行对贸易的定价权。当洋行和商人们谈好合约,开出商业汇票时,正金银行立刻介入,它向商人们马上支付日元现钞买入汇票,折扣十分优惠。而这些日元现钞,正是松方正义授权财政部以极低的利息借给正金银行的专项资金。这样,商人们无需再等待商业汇票漫长的到期时间,也不用拿汇票去外国银行做十分吃亏的贴现。现在,由正金银行持有汇票到期,承担全部风险。汇票到期后,外国商人的付款都将以金银币的形式直接流入财政部在正金银行的账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正金银行从财政部廉价借出日元纸币,再用纸币打折收购日本出口商手中的外国汇票,持有汇票到期后,外国金银币付款到正金银行,再由正金银行流入财政部,正金银行从政府借钱与给外国汇票打折的息差中获取利润。此时,财政部获得了大量金银币用来回收日元纸币,重建日元信用。日本出口商立刻将获得的资金,再去收购丝茶,加快了资金周转的速度,收购量大增,丝农茶农获益。商人在与洋行谈判时赢得了更多议价权。同时,横滨正金银行业务有了空前的扩张,开始将分支机构开设到海外各大金融中心。[13]

  横滨正金银行的金融创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正是正金银行的横空出世和巨大成功,一举扭转了日本濒临崩溃的货币体系,巩固了明治维新前期的主要经济成果,使得日本夯实了货币扩张所形成的金融泡沫。

  当日本银行建立后,正金银行与日本银行展开密切合作。日本银行向正金银行提供2%的超低息贷款,为正金银行杀向全球市场提供了强力支持。反过来,正金银行为日本银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金银币储备,帮助日本银行建立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1881~1885年,日元纸币背后的金银储备,从可怜的870万日元暴涨到4230万日元,占货币流通总量的37%。[14]到1890年前后,日本的纸币终于恢复到与银币相同的价格水平,日元的信用保卫战胜利结束。

  西方列强大吃一惊,如此猛烈的通货膨胀竟然能够被彻底制服,如此过量发行的纸币居然能完全不贬值地恢复信用。这表明日本对金融的驾驭能力,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飞跃式提高。从一个对现代银行为何物都全然不知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准备向全球进行金融网络布局的世界级玩家。

  从胡雪岩挑战洋行生丝定价权的失败和日本丝茶商人大幅提高定价能力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官员如松方正义,千方百计地帮助出口商夺回定价权,而大清官僚似李鸿章,则处心积虑和落井下石地整垮胡雪岩;日本有三井、三菱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金融巨头,而大清则盛产像洞庭席家这样挟洋自重的金融洋买办;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进军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场则是汇丰控制中国的殖民利器。

  在丧失金融高边疆的中国,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翻清朝统治,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国强兵之梦。

  【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有些买办凭藉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郭沫若〗

  在狂飚突进的明治维新横扫日本全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轰轰烈烈地推进洋务运动。中国与日本出于几乎同样的动机、处于几乎一样的地位、面临几乎类似的问题,而最终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明治维新完全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彻底失败。

  是日本的初始条件优于中国吗?中国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英法,割地赔款,但总体损失并未严重动摇国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使得大清帝国元气大伤,但明治1868年的王政复古伊始,更是王权不稳,300多藩镇割据未除,中央财政收入几乎为零,货币体系混乱,两者并无根本性差距。

  是日本的制度更先进吗?日本明治维新最终形成的是以长州、萨摩、肥前与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政治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利益相互锁定的官僚财阀资产阶级专政形态,其政治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三杰”与“九元老”。而大清帝国则是以李鸿章为核心的官僚与盛宣怀、席正甫为代表的洋买办势力集团所形成的官僚买办阶级。二者最大的差别是,财阀与洋买办的利益取向不同,财阀以国家为自家,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自身利益;买办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挟洋自重,以外国势力作为在中国进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筹码,必要时,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这样的比较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但问题的关键是在金融!

  鸦片贸易摧毁了清帝国本位货币的稳定;中央银行缺位造成了货币的长期不统一;汇丰控制了中国的银根;外国银行渗透进中国的金融网络;洋买办垄断着金融市场;信用创造的秘密未被中国深刻领悟,导致现代银行业开办过晚;巨额赔款和大借洋债,致使中国海关关税、盐税、厘税三大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被抵押给外国银行,中国财政税收主权丧失殆尽,政府财源枯竭,加深了对洋债的依赖。

  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丧,使得中国政治丧失独立,经济发展资金匮乏,军事国防积贫积弱,科技、教育、文化无米下炊,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这一切,正是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最本质的差别。

  汉冶萍公司的命运就是这一比较的典型事例。

  【金融毒奶喝残了汉冶萍公司】

  1894年,在湖北汉阳,一座集炼钢、冶铁、煤矿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拔地而起。其高炉容积达到470立方,是当时整个东半球最强大、最先进的钢铁联合公司。它的出现在国际上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国际舆论称之为“中国之雄厂”,视其为中国睡狮初醒、与欧美争雄的标志。1894年5月,汉阳铁厂试产成功,比日本八幡制铁所(后来日本最大钢铁公司新日铁的前身)早了两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大清帝国全年钢产量的90%以上,成为洋务运动的样板工程。

  汉冶萍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完全具备问鼎世界钢铁托拉斯的潜力。如果汉冶萍公司能够成功,那么其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将极大地拉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飞跃,在铁路、轮船、军工、机械制造、冶金、矿山等一系列重工业领域,带来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由此将彻底改变中国20世纪前期的悲惨命运,甚至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的脊梁,缺乏钢铁工业的国家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中是直不起腰来的。大清帝国的洋务派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力主开办汉冶萍公司的主要人物。

  可惜的是,在缺乏金融高边疆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汉冶萍公司难逃悲惨的命运。

  汉冶萍的降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隐患。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折子准备筹办炼铁厂,其实他在半年前就派人前往英国订购炼铁设备,英国人询问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决定采用哪一种炼钢炉,张之洞拒绝回答:中国之大,什么类型的矿石焦炭没有,何必多此一问?英国人只好按照英国酸性炼钢的标准供应相应的钢炉,结果湖北大冶矿含磷较高,汉冶萍钢炉炼出的钢含磷过高,不符合路轨钢材的要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者张之洞,既没守住“体”,也没做到“用”。

  什么是西用?就是向西方学习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崛起的具体办法。这种学习必须要有踏踏实实和认认真真的态度,来不得半点虚假。而日本是如何做的呢?1895年,第九次帝国议会决议设立八幡制铁所后,政府就责成商务大臣组织专人对铁矿、生铁、钢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生产费用、厂址的选定等问题展开调研,经过11次反复试验和调查,最后才确定预算与计划。

  第二个隐患是工厂的选址有问题。汉阳铁厂应该设在近煤矿或近铁矿的地点,以减少运输成本。但张之洞力排众议,一定要把厂址设在汉阳大别山下,以便就近监督。汉阳距铁矿基地大冶约120公里,距萍乡煤矿约500公里。每吨生铁为此要多耗用不菲的运费。汉阳又是一个低洼地,为了防洪,在建厂前填土9万余方,耗银30万两,这样就导致了产品价格过高。

  第三是燃料隐患。炼钢需要耗用大量焦炭,筹建铁厂时,张之洞心中有一个“中国之大,何患无煤”的朦胧概念。建厂以后,张之洞先后花了几年时间派人沿长江中下游探测煤矿,结果一无所得。由于燃料缺乏,汉阳铁厂无法正常生产。1894年6月第一次开炉炼钢,但由于焦炭供应不上,同年10月就闭炉停产了。不得已,只能用高价购买开平煤,甚至日本、德国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20两,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18两,洋煤则更贵。汉阳铁厂的煤焦成本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3倍,炼出来的生铁和钢,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开炉炼钢要亏本,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要8万两,同样要亏本。真是进退维谷,走投无路。[15]

  到1896年,汉冶萍共消耗白银568万两,张之洞再也撑不住了。他不得不求盛宣怀来收拾残局了。

  当时中国能够有实力吃下汉冶萍的,恐怕就只有掌控着大清帝国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的盛宣怀了。作为洋买办的代表人物,盛宣怀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办企业也很有一套。对汉阳铁厂觊觎已久的盛宣怀,在接到张之洞的力邀之后,提出了反报价,要接收汉阳铁厂就必须兼办铁路,因为掌握了铁路就掌握了钢材的销售市场。张之洞被迫同意。而铁路融资必然通过外国银行借债,盛宣怀在其中将大有好处。

  1896年5月24日,盛宣怀到任。

  汉阳铁厂面临最急迫的困难是焦炭,没有燃料就无法生产。为此,必须对萍乡煤矿实行新法开采,同时还要修筑铁路把煤运出来,这需要白银500万两,改造适应大冶铁矿的高炉,建立轧钢、钢轨、钢板厂等,又用了白银300万两。直到1909年,汉冶萍才真正拿出了合格的钢材,这是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炼出的第一炉钢”。此时正赶上中国大规模兴建铁路的宝贵时机,大量的钢轨和铁路器材订单如雪片一般飞来。粤汉、京汉等铁路的钢轨都用上了“汉阳造”。当年汉冶萍就实现了盈利。到1912年,汉冶萍的资产有940万两白银,但负债高达2400万两。

  显然,汉冶萍需要再融资。就在此时,致命的问题出现了。

  盛宣怀在国内局势已经稳定下来的1913年,由三井洋行牵头,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举借债1500万日元。与先前的日元借款一样,条件非常苛刻,而且变本加厉。提出了贷款时间延长,只准以原料偿还贷款,以矿山为抵押品,以极低的价格向日本提供矿石和生铁并长期锁定,以及未来贷款只能由日本提供等无理条件。

  日本是一个铁矿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随着本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对矿石和生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铁所创立初期的全部矿石、生铁供应几乎都取自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日本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将汉冶萍作为日本钢铁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保证八幡制铁所生产高附加值的钢材。于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40%、生铁产量的54.87%都输往日本。汉冶萍生铁与矿石的供应对日本的军事钢铁工业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军舰和武器所需的炼钢原料,大多来自汉冶萍。[16]同样,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又有多少屠杀中国人的枪炮弹药,是出自中国自己的铁矿和生铁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钢铁价格暴涨数倍。由于对日借款将生铁和矿石价格锁定,导致汉冶萍无法根据市场价格调整,战争期间,售给日本的生铁和矿石相当于给日本无偿贡献了1.15亿银元!足够偿还几遍日本的贷款!尽管如此,战争期间,汉冶萍仍然盈利了2400万两白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重现亏损。

  1915年,日本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专门提出汉冶萍问题:“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既然日本贷款的目的如此险恶,难道精明的盛宣怀不明白吗?他当然明白,但他却帮日本方面积极想办法、出主意。他的出发点是如何保护自己庞大的家业不被革命党人查抄,为此不惜引狼入室,挟洋自重。

  1913年,袁世凯曾想过将汉冶萍收归国有,盛宣怀坚决反对,他迫不及待地密电日方,希望尽快将汉冶萍交到日方手中,“能否出于迅速,以免夜长梦多”,“鄙见总以秘密速办为第一要义”。[17]日本很“关心”盛宣怀的健康情况,估计他“肺病咯血,今后只能活五后”,恐怕五年以后,“别以取代,关系突然变化,购买铁矿石的事就要落空”。所以力争在盛宣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把贷款一笔一笔敲定。出于私利的盛宣怀也就一步一步地投进日本人的圈套,使汉冶萍陷于日债而不能自拔,最后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被国民政府收回。

  事实表明,一个由官僚买办阶层主导的洋务运动,要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钢铁企业需要大规模融资,在丧失金融主权的情况下,只能大举外债,最后落入别人的掌中。如果汉冶萍在日本的话,它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的特别贴现窗口进行融资,也可以由财阀银行提供贷款,政府还会用关税的办法,挡住外国钢铁的竞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业,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支持。而在中国呢?大清帝国的中央银行,即1905年成立的大清银行,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帮助汉冶萍。当时中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可能有公信力。商业银行体系处于初创期,资本积累远非雄厚。上海的股票市场更是投机者的天下,没人会对如此规模的超级重盘股感兴趣。钱庄规模太小难以成事,票号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在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汉冶萍是难以存活的。

  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大规模的银行信用扩张,如果不与最能产生巨大效益的工业相结合,迟早必会爆发通货膨胀。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教训再次说明,金融是国家的核心命脉,失去金融主权,就不可能保住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国力猛增,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扩张的冲动。而中国的洋务运动貌似热热闹闹,却完全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当中国和日本迎头相撞时,洋务运动的“西洋镜”立时碎成了历史的沉渣。

  甲午战争,给中国和日本都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中国不再是从前心气高傲的天朝上国,而是迅速沦为列强的待宰羔羊;日本也不再是过去安心孤岛的藩镇小国,胜利的狂欢与征服的欲望使日本滋生了掌控世界霸权的野心。

  【命运的裂变】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对世界而言是个意外,对中国而言则实属必然。问题并非出在国力悬殊,而是洋务买办派的消极战略。

  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日本相比还占有优势。从经济上看,日本明治维新虽然见效很大,但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日元,银行资本9000万日元,进出口额2.6亿日元,财政收入8000万日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他都不如中国。从军事上看,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出于一个岛国的本能,竭尽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到战前,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北洋舰队相当。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中国还略占优势。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洋务派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下的“劲旅”如果能打胜仗倒是个奇迹。

  李鸿章夸耀的号称“世界第八舰队”的北洋水师,排名还在美国、日本之前,甲午战争中,却连一艘日舰都未击沉,自己还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陆军就更可笑了,几十次战役无一胜利,其余可用“望风而逃”四字概括。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战功,后来在朝鲜平壤再度上演胜利大逃亡的绝技,狂奔500里逃回鸭绿江,如果叶志超参加世界马拉松比赛,定是金牌的不二人选。鸭绿江防线,李鸿章安排了4万“劲旅”,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日军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劲旅”便弃城逃跑。日军攻大连,主帅赵怀业高举降旗绝尘而去,恐怕也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此人倒是有心人,家里的金银细软早已提前装船运走,但大炮130多门,炮弹、子弹240万发,全部被日军缴获。日军又攻旅顺,“劲旅”以7万以逸待劳之军,对付2万劳师远征的日军,主帅龚照玛连日军的影子都未见到,就连夜乘船潜逃威海,结果群龙无首,军心瓦解,大清帝国花费数千万两白银打造的旅顺要塞转瞬就被攻克。其状之惨,用李鸿章幕僚的话说就是“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李鸿章打仗不行,谈判却是强项。结果就是,朝鲜进入日本势力范围,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外带2亿两白银赔款的《马关条约》。其后,经过各怀鬼胎的列强的调解,日本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赔款增加了3000万两白银。

  当时战败的大清帝国哪有银子还债?国际银行家等的就是这笔外债大单。各国金融秃鹫蜂拥而上,大清帝国立刻被啄得奄奄一息。

  清政府借款2亿两白银,举借这样大数目的外债是前所未有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也曾借过外债,但数目都不算大,支付本息并不十分困难,战前基本都已还清。《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所需举借的外债,将大清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抵押出去,外国垄断资本开始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清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正是为这些贷款作抵押,清政府被迫让德国租了胶州湾,俄国拿走了旅顺大连港,英国霸占了威海卫,法国借了广州湾。贷款条件是,不得提前还款,也不得加速还款,贷款担保是清政府几乎全部的关税、盐税和厘税。简单地说,这笔外债就是拿整个大清国的税收作抵押。甲午战败,使得大清帝国彻底破产。

  日本突然获得了如此惊人的财富,侵略欲望大涨,开始盯上了俄国。

  用大英帝国的眼光看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其实是符合他们在全球的战略布局的,“我们杰出的、精神抖擞的、东方小小的被保护者日本人,决心为我们打败俄国人”。而日本血拼出的是15亿日元的外国债务和庞大的战争消耗,近4倍于甲午战争所得!此时的日本已经疯狂了,不出去掠夺,就无法偿还如此之高的债务。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除了流血的输赢双方之外,更有狂吃外债承销大蛋糕的国际银行家在幕后偷笑。

  李鸿章还为国际银行家准备了另外一块更大的蛋糕,这就是中国的铁路网融资。大清帝国可能没有想到,正是铁路风潮葬送了自己的统治。

  铁路当然是个好东西,关键是谁来控制。

  用明治寡头的话说就是,他们亲眼看到在印度,大英帝国的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沦为悲惨的殖民地。大清帝国早已奄奄一息,根本不可能拿出银子来修建全国的铁路网,而国际银行家已经急不可耐了。

  第一笔铁路贷款归于汇丰和怡和洋行,这是天津到奉天和牛庄的线路,担保就是北京到山海关一线的全部铁路资产。换句话说,如果贷款还不上,英国可要租用北京了。所有铁轨、车皮、火车头等业务都归了怡和。做鸦片勾当起家的怡和,终于进行了产业升级,居然做起了体面的买卖。

  第二笔铁路生意是上海到南京的沪宁线。长江流域本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但是俄国人不满英国山海关的铁路威胁到他们的码头,跳出来搅场子。结果是俄国扫兴而去。如此一来,汇丰和怡和在沪宁线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垄断了铁路运输,他们可以任意制定费率而不必担心竞争,因为贷款条件中禁止在同一地区再修铁路。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接管了南满铁路系统,但无钱维护修理,日本实在欠了太多的钱。横滨正金银行只能求助于汇丰,正金银行可以独步日本,但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小弟。

  一条条铁路被抵押给了外国银行,仿佛一根根锁链牢牢地绑在大清帝国的身上。

  终于,这个曾经辉煌的巨人,腐朽堕落的躯体上面满是西方的金融秃鹫,它们有时相互厮打,更多的时候却是猛啄已经枯干的尸肉,它们满足后那冷峻警惕的目光,四处查看潜在的威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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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出处同上,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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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6-48
  [13] 出处同上,p58-60
  [14] 出处同上,p61
  [15] 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汪熙
  [16] 出处同上
  [17]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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