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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国:金权的“圈里人”

  【本章导读】

  美国历史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一切都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起步。深受宗教迫害的人们从欧洲和其他地区涌入这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新大陆,白手起家。美国没有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也没有欧洲大陆几千年创造出的市镇、乡村、港口、桥梁、公路等基础工程的家底,这是一个几乎永远都无法满足其胃口的资本与人力需求极度旺盛的市场。

  极端丰富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和高度稀缺的资本三大因素汇聚在一起,终于创造出一个迥然不同于欧洲的金融生态环境。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偏执疯狂的宗教压迫,这是一块国际银行家们天赐的乐土。金权在这里野蛮生长、肆意扩张、日渐粗壮、遮天蔽日。政权对金权从压制到控制,从抗拒到默许,从排斥到联合,从合作到顺从,社会从王权下的无法无天,发展到金权专政下的有法无天。

  金权是个好东西,为了达成目的,它更多使用诱惑而不是强迫,它更在乎激发人内心的欲望而不是仅从外部施压,它强调利益均沾而不刻意区分敌我。

  在整个19世纪,美国成长起了一大批国际银行家族,他们中间最为眩目的就是犹太国际银行家族,这些家族包括:赛利格曼(Seligman)、贝尔蒙特(Belmont)、希夫(Schiff)、库恩(Kuhn)、雷波(Loeb)、沃伯格(Warburg)、斯佩尔家族(Speyer)、雷曼(Lehman)、高曼(Goldman)、赛克斯(Sachs)。这些家族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全部都来自德国。如果我们说今天的华尔街90%的金融权力都掌握在犹太银行家的手中,那么这些家族就是他们力量的根源。明白了他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之间的人脉关系,我们才能对今天所发生的金融海啸和其他国际金融动向有一个基本判断。

  毕竟,社会是许多由人组成的不同圈子所构成;毕竟,每个圈子里都由无处不在的人脉所串联起来;毕竟,这是一群能量非凡的人组成的圈子。

  【赛利格曼:从小商贩到国际银行家】

  19世纪20年代的赛利格曼家族,仍然在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经营货币兑换这种犹太银行家族的看家生意。德国当时还不是个统一的国家,由30多个邦联小国组成,这些小邦国的货币体系又自成一体,南来北往的客商携带着不同的货币使用起来非常麻烦。

  约瑟夫·赛利格曼是赛利格曼家族的小神童,8岁时就帮助大人们在银行打下手,他在收钱的时候很快发现各地区钱币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小约瑟夫的本事比他的年纪长得快,12岁就开始走街串巷,逐渐成长为一个精明的钱币兑换商。他的主要生意就是帮助外地客商把带来的其他地区的金银币兑换成本地的货币,然后再把买进的外地货币卖给那些准备到其他地方去旅行或者经商的本地人,从中赚得一点点差价。通过货币兑换生意,小约瑟夫开始了解到外部世界的经济信息和地理情况,包括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敏锐的商业嗅觉。

  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巴伐利亚的传统手工业者在大工业浪潮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工作机会,当地的手工业发展也日渐萧条,越来越多的当地犹太人纷纷漂洋过海到美国新大陆去讨生活。

  1837年7月,年仅17岁的约瑟夫带着母亲在他内裤里面缝进的100美元,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纽约,正好碰上了美国1837年大萧条,年轻的约瑟夫开始了艰辛的美国起家历程。纽约的股票崩盘和经济衰退使得约瑟夫很难在那里立足,他不得不一路向西走到宾夕法尼亚才算落下脚来。他从收银员开始做起,每年的工资不过区区400美元。

  约瑟夫是一个极端注重观察生活细节的人。在做收银员的时候,很多农场主偶尔赶着马车风尘仆仆地来到小镇上的集市采购东西的情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边留心观察一边详细记录这些农场主买的每一件东西和它们的价格,晚上回家仔细分析。经过一年的时间,他构想出一套自己的商业模式,如果带着农场主们所需要的商品上门推销,为他们省却长途跋涉的劳苦,那么客户们是愿意为此多付一些钱的,而他赚的就是这个“增值服务”。主意已定,约瑟夫马上买了一些镜子、戒指、刀具、小珠宝、手表等价值高重量轻的小商品装入背包,开始徒步行走在宾夕法尼亚的旷野村镇之间,上门推销商品。他的商业模式被证明大获成功,不到半年就挣到了500美元的第一桶金。他赶紧将德国老家的亲戚们召集过来,几个兄弟一起开始了行商生涯。不久,赛利格曼兄弟们又合伙开了一间自己的杂货铺,开始了坐商生意。长期的推销练就了赛利格曼兄弟的如簧口舌,他们对生意的名言就是:“卖给客户需要的东西算不上做生意,卖给客户不需要的东西才是做生意。”

  由于机缘巧合,约瑟夫很早就认识了当时在第四步兵师服役的西蒙斯·格兰特。格兰特当时的驻扎地就在赛利格曼杂货铺的附近,格兰特经常溜达到赛利格曼的铺子买几样好看的首饰给他的未婚妻。很快,约瑟夫和格兰特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谁能想到这个格兰特就是日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名将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第18届总统。[1]

  约瑟夫的杂货铺在过去若干年的经营中,已经开始涉及简单的银行基础业务,比如根据客户的信用进行赊账,买卖几笔欠条,甚至收取一些客户的存款,并为其开设一个账户,用以支付货款。

  约瑟夫是一个喜欢琢磨的人,在经营杂货铺的过程中,他突然悟出买卖商品和买卖金钱有巨大差别。在商品买卖行为中,只有在杂货店开门并能卖出商品时,才能赚取利润;反之,如果商品没卖出去,那么就处于占用资金的闲置状态,甚至是处在负债的状态之下。但是金钱就不一样了,金钱24小时永远处在活跃状态之中,其买卖交易和店面开门时间没有关系。因为产生利息,金钱一旦开始工作,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无需休息中断,不知疲倦永不停歇地“自主永动”。约瑟夫终于悟出金钱是可以更快创造更多财富的最美妙商品。

  经过15年的积累,赛利格曼兄弟有了一些积蓄,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悟通“钱理”之后,约瑟夫极力主张应该向银行业进军。于是兄弟们收拾停当,动身前往纽约投身一个令所有犹太人向往的行业——金融业。此时这几个杂货铺店主自己也预料不到,短短十几年后,他们将成为世界级别的国际银行家,深刻影响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财政与外交政策。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美联储”】

  与赛利格曼同期到达纽约的还有一个在历史书上留名的人物,他就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贝尔蒙特也是犹太人,比约瑟夫·赛利格曼大3岁,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贝尔蒙特13岁时,就到法兰克福为罗斯柴尔德银行作免费学徒。他脾气暴躁、举止粗鲁、放荡不羁,却是个天资聪颖的金融奇才。初进罗斯柴尔德银行从扫地工做起的贝尔蒙特,没过多久就积极提出各种工作建议,展露不凡的才能,很快被特许旁听只有合伙人才能参加的重要会议。可惜贝尔蒙特身上野气十足,举止完全没有贵族风范,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罗斯柴尔德面上无光。罗家慧眼识珠,不拘一格用人才,把年轻的贝尔蒙特转派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做管理工作。贝尔蒙特21岁时被派驻古巴的哈瓦那,不久即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代理人的身份来到纽约发展。[2]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跨大西洋贸易急剧增长,纽约迅速蹿升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西部地区的小麦、面粉、棉花,大量涌入纽约出口到欧洲,同时欧洲的工业品也经由这里大举进入美国市场。商业与贸易的空前繁荣在信用、融资、贴现、清算、保险、外汇等方面对金融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在纽约,来自大西洋两岸的汇票集中贴现,信用额度密集交易,巨量资本频繁流动。欧洲雄厚的资本经由纽约的债券市场滚滚涌入美国的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1792年建立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甚至比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还要悠久,美国重量级的公司纷纷在这里上市,每年高达数亿美元的股票在此间易手。这一切带动着金融业飞速发展,纽约很快成为波士顿和费城之后的第三大中心城市。

  与其他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纽约没有波士顿、费城、查尔斯顿等传统新英格兰大家族盘根错节的势力所形成的僵化与死板。传统家族在这个年轻城市里,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优势。波士顿和费城的主流经济基本上都被老牌大家族垄断,风格严密而呆板。如波士顿的卡波特·罗威尔·劳伦斯家族集团,主要通过金融来控制纺织业,李·希金森·杰克逊家族则控制着货币市场,这两大轴心基本掌控了波士顿地区的经济。费城则有数家全国大型商业银行,被汉密尔顿家族、莫里斯家族和威灵家族垄断。这三大家族对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控制力延至今日不衰。

  而在年轻且富有朝气的纽约,传统家族并没有占到明显优势。纽约出现了金融业的空前机遇,这就是诸多犹太银行家在纽约上岸,立下根基,以此为起点逐步成长为美国决定性金融力量的历史渊源。

  贝尔蒙特到达纽约的时候,正好也迎头赶上1837年美国大衰退的爆发。不过贝尔蒙特与赛利格曼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他的后盾是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庞大金融资源。贝尔蒙特甫到纽约,一出手就震惊了金融界。年仅24岁的贝尔蒙特在一片狼藉的纽约股票市场上,狂扫被低价抛空的债券和股票。而当大批纽约的本地银行纷纷资不抵债陷入破产边缘之际,贝尔蒙特大手笔注入重金,令他们起死回生。[3]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被杰克逊总统关闭后,罗家控制下的美国私有中央银行再度被废。此时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已没有“最后贷款人”来拯救濒于失败的银行系统,而贝尔蒙特的出现和出手,事实上起到了中央银行挽救金融系统的作用,24岁的贝尔蒙特居然发挥着类似今天美联储的功能。事实上,他背后强大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才是真正控制着美国信用和资金流动的“远程美联储”。

  【纽约的上流社会】

  几乎一夜之间,贝尔蒙特一跃成为纽约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他能够调动的资金规模之大,不仅震撼了纽约金融界,也惊动了美国政府。贝尔蒙特立时成为纽约新星,频频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他既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也能说标准的意大利语,还能说奇特口音的法语。当时被欧洲人认为粗鲁庸俗的纽约,还没有进化出一种高贵的生活品位和贵族风范,分不太清楚各种口音之间的差别,顿时将贝尔蒙特惊为天人。

  彼时的纽约正处在暴发户急于寻找自身定位的阶段,社会各阶层初步形成阶级划分。纽约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礼仪、穿着、社交圈子和上等派头。各种各样的礼仪培训班多如牛毛,比如教导喝汤不要出声音,在公共场合不要挖鼻孔,不要老盯着陌生人看,不要随地吐痰等等。

  治理随地吐痰很是紧要。在纽约剧院里看完戏,坐在前排的女士往往发现裙子后身被后座吐的痰弄得一塌糊涂。欧洲的旅行者来到纽约,简直被这经历吓坏了,没想到纽约的社会秩序如此混乱,礼仪如此差劲,完全就是个蛮荒之地和文化沙漠。纽约的上流社会也对此痛心疾首。

  此时,来自欧洲,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熏陶,举手投足皆不同凡响的贝尔蒙特闪亮登场了。他马上被上流社会视为典范,他的言谈举止,行为处事方式,甚至他的口音都成为上流社会男士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贝尔蒙特还引领了纽约社交风气的潮流,比如他所创造出来的“漫不经心的无所谓”社交态度,在纽约上层社会被广泛效法。如果晚饭邀请时间是7点钟,贝尔蒙特很少在9点之前出现。按照贝尔蒙特的贵族态度,准时赴约不过是一种对于粗鲁人的礼貌。

  贝尔蒙特在引进欧洲贵族习俗方面经常产生轰动性效果,决斗就是他的拿手好戏,超速提升了知名度和社会等级感。贝尔蒙特特别注意挑选决斗的对手,对方必须出身高贵家族。贝尔蒙特曾经挑选了查尔斯顿的海沃德家族的儿子进行挑战,起因是海沃德在一个餐馆跟女友聊天的时候,曾经八卦到贝尔蒙特的出身,他暗指贝尔蒙特是犹太人,这点激怒了贝尔蒙特。在决斗中没有人死亡——贝尔蒙特的大腿中了一枪,不过因为决斗对手是海沃德家族的后裔,这一枪就伤得很值。他在美国上流社会里的光辉形象一下就树立起来了,再加上媒体的鼓噪和公众舆论的好奇,贝尔蒙特眼疾手快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完美贵族的品牌形象。

  贝尔蒙特在纽约生意做得大而红火。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量资本在他的运作下,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国债市场。1844年,贝尔蒙特刚到美国7年,就被美国政府任命为派驻奥地利公使。美国政府看中的是贝尔蒙特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渊源,也想离资本的源头更近一些。

  贝尔蒙特如此年轻就这么有影响力,当然引起了纽约各个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极大的好奇心。贝尔蒙特自己又极其不愿谈及身世和过去的经历,于是种种风言风语在上层社交界流传,说他能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此青睐,可能是罗家的私生子。

  不过,贝尔蒙特在真正的贵族眼里,只是个新富烧钱的暴发户。时尚社交圈并非上层社会,美国真正的顶级贵族阶层还是殖民地时代的大庄园领主。1629年到1640年间,荷兰的西印度公司作为最早在美国殖民的机构,把纽约附近哈德逊河两岸的土地直接分封给了这些大家族。这种分封制度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欧洲的封建领主体制,大庄园领主家族具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可以建立自己的法庭,成立执行一定政府职能的管理机构。租用土地的人将为领主提供劳役和缴纳税收。美国殖民时代并不实行王国体制,没有皇帝和国王。这种大庄园领主制度产生出美国最早的一批贵族,他们直到现在仍然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家族。当时纽约著名的重量级大庄园领主家族,包括早期的万恩、罗斯雷尔、阿斯特以及后来居上的克斯特和莫里斯,同属美国最重量级的大家族。[4]

  虽然贝尔蒙特背后站着罗斯柴尔德,富甲一方,但作为新贵的小贝站在这些大庄园领主贵族面前时,还是显得心虚气短和自惭形秽。这些大家族每年都要在顶级宾馆召开几百人的聚会活动,一纸邀函是真正“上等人”的身份证。贝尔蒙特从未获过邀请,对此他大为恼怒。有一次他直接闯进了邀请委员会威胁说:“我已经调查了你们这些人的所有账户,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们,要么我今年得到你们聚会的邀请,要么等聚会一完,我就让你们都成为身败名裂的人。”贝尔蒙特用近乎威胁的手段,强行要求加入大家族聚会。最终他如愿以偿地收到请帖。但是当他盛装前往所谓的聚会场所时,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人——他成了被邀请的唯一的客人。

  尽管华尔街银行家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在融入美国最顶端的社交圈子时,还是不灵。此事对贝尔蒙特刺激很大,他左思右想,决定通过通婚的方式进入核心家族圈。贝尔蒙特精心挑选自己的未婚妻,就像挑股票、葡萄酒,或者决斗对手一样,经过了家族权势和宗教背景等严格考虑和仔细筛选,最后选择了卡罗琳·佩里作为未婚妻。

  佩里家族本身不是特别富有的家族,但绝对算得上社会名流。佩里家族能够给他带来的是金钱所买不到的社会地位。卡罗琳的父亲是墨西哥战争的英雄,也是后来打开日本大门,迫使日本签下了不平等条约的那位著名的佩里将军。她的叔叔是1812年美英战争中的著名将领。这次通婚大大提高了贝尔蒙特的社会地位,纽约的核心家族再也不能嘲笑他只是有钱的土大佬,贝尔蒙特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

  【国债大王赛利格曼】

  〖赛利格曼在国债销售中的作用甚至相当于美国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挡住了南方李将军的进攻。[5]

  ——W. E. 达德,历史学家兼美国驻纳粹德国大使〗

  作为赛利格曼家族的掌门人,约瑟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精确到位。他对于任何浪费时间的行为和动作,都毫无耐心,工作和生活细节中充满了运筹学的理念,在做每一件事之前,他会仔细考虑做事的顺序,按照难度、时间、交叉的程度,精确安排。他能够同时处理多种不同信息和思路,并且用立交桥的形式在大脑中构筑出复杂的计划和概念。在保证多样化处理复杂事件的高度效率和计划性的同时,他还能够在整体上做到让这些事件互不干扰,相互独立。这种立交桥式的信息处理能力特质为众多成功人士所共有。

  约瑟夫性情急躁,能量充沛,身体像公牛一般强壮,从不知道疲倦。他的行为举止处处透射出威严、权威性和控制力,让人望而生畏。

  赛利格曼兄弟准备进军美国银行业时,美国正处在“自由银行时代”。从1837年到1862年,随着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被废,美国开始了一段自由而混乱的银行时代,社会公众可以自由申请开办银行。当时的纽约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是银行家,唯一的要求就是穿着打扮要像一个银行家。

  从1852年开始进入银行业,赛利格曼一直从事传统保守型业务。当时美国的铁路业空前繁荣,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铁路和西部概念股票价格飞涨。投机者以这些股票做质押来申请新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又被用来购买股票,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导致整个纽约股市不断地疯狂上涨。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大力放松银根,纽约的商业银行紧随其后,在宽松的利率环境中,金钱唾手可得,消费者挥霍无度,市场一片繁荣,投资人冒险的热情被彻底激发起来了。

  当时的纽约充斥着暴发户的氛围,女人们攀比着装奢华,私人聚会较量品位档次,豪宅广厦鳞次栉比,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挥霍、攀比和炫耀。股票市场上产生的泡沫财富幻觉使得纽约人早已忘却了风险二字。股票市场上铁路公司的股价连番上涨,连很多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的铁路,股价也从周一的25美分,疯狂飙升到周末的4000美元一股。当然,和任何一个泡沫繁荣不可持续的疯狂情形一样,所有泡沫肯定是要以破裂告终的。在泡沫破裂之前,凭着对市场的灵敏嗅觉,赛利格曼及时卖光所有股票,只留了一少部分债券。当1857年突如其来的股票大暴跌从天而降,纽约大批商业银行顷刻倒闭,唯一没有受太大损伤的就是赛利格曼的银行。

  不过,1857年的衰退来得急去得也快。由于1858年加州发现大金矿,价值800万美元的黄金运抵纽约,相当于纽约银行危机前持有的黄金总量。两个月以后,纽约的黄金拥有量就上涨到了2800万美元。危机前,罗斯柴尔德通过贝尔蒙特向美国市场上一共放贷了1000万美元,当他收紧贷款的时候,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盘。而短短一年后,由于大量黄金的涌入,罗家的1000万贷款在一天之内就被轻松清偿了。[6]

  南北内战爆发后,赛利格曼家族开始和联邦政府打交道,主要是承接政府军服方面的合同。当时美国政府支付的是林肯绿币,这是一种美国政府自己发行的利息为5%的债券货币,可以直接用于流通。由于林肯绿币没有黄金作为支撑,战争初期北方又连吃败仗,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的林肯绿币流通量越来越大,赛利格曼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林肯绿币。但他在生产过程中以林肯绿币支付各种费用时,常会遇到麻烦。赛利格曼开始动脑筋,他计划在欧洲市场将林肯绿币作为债券销售,套取黄金。

  当时欧洲市场上林肯绿币的收益率高达7.3%,如此高的收益率使得市场普遍认为北方政府情况非常不稳定,战局前景不明朗。赛利格曼将他在欧洲市场上所有能够动员的人脉关系全部发动起来,帮助他销售林肯绿币。一开始销售量不是太大,后来随着北方军事情况逐步稳定,绿币的销量也日渐上涨。赛利格曼进一步在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其他欧洲各大市场促销绿币,越到战争后期绿币销量越是惊人。随着持有北方债券的人数上升和战局对北方日渐有利,欧洲市场对北方的同情和支持也与日俱增。毕竟谁都不希望北方的债券变成废纸。赛利格曼无意之间成为美国政府在欧洲最得力的外交活动家。

  美国从1862年2月到1864年6月期间,一共发行了5.1亿美元的林肯绿币和部分国债,其中有2500万卖到海外,赛利格曼一个人就包销了其中大半,并且对剩余部分的销售也贡献颇大。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赛利格曼对于美国国债和林肯绿币在海外销售起到的作用,甚至相当于美国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挡住了南方李将军的进攻。其实无论欧美,在历次战争中的金融动员能力都相当于古代战争中的粮草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交战双方的战争能力。战争永远打的是钱粮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至此,赛利格曼从杂货铺老板进军银行业仅仅12年!堪称创造了国际金融史上的奇迹。不过,赛利格曼在此期间受到了很大刺激,他亲眼目睹了罗斯柴尔德和其他欧洲重量级犹太银行家族在金融市场和政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能量,产生了成为国际银行家的强烈冲动。他梦想着建立一个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样庞大的金融帝国。

  1865年美国政府准备发行另外一批4亿美元的国债,赛利格曼此时已成为华尔街犹太银行家中数一数二的领袖人物,他将后续从德国移民到纽约的新兴犹太银行家族组建成一个承销团,准备承销其中5000万美元的规模,这在当时的华尔街是个天文数字。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和美国政府就承销团达成协议,赛利格曼公司就独自出面承销国债,最终他们卖出了创纪录的6000万美元!

  赛利格曼顿时成了华尔街的传奇人物,在华盛顿的声誉如日中天。这场战争在成就了赛利格曼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贝尔蒙特的地位。林肯总统原本将债券销售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贝尔蒙特身上,但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乐于看到美国分治以便从中获利,所以将国债承销折扣压得太狠,逼得林肯转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名之辈赛利格曼。由此,贝尔蒙特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大受冲击。

  志得意满的约瑟夫准备开始实施他的伟大战略。就在南方李将军投降的同时,约瑟夫把他的兄弟们召集在一起,开始组建赛利格曼国际银行网络。他的计划基本上是罗家60多年前的翻版。赛利格曼准备建立一个以美洲大陆为中心,辐射全欧洲的银行网络。每个兄弟都被派往一个欧洲城市,威廉·赛利格曼喜欢美酒佳肴,于是被派到巴黎;亨利·赛利格曼在德国的时间最长,所以受命前往法兰克福;伊萨卡·赛利格曼是赛利格曼兄弟中第一个见到林肯总统的,他被遣往伦敦。临行前约瑟夫千叮咛万嘱咐,要尽一切努力见到罗斯柴尔德男爵,以便建立直接的商业关系。此时的约瑟夫虽然雄心万丈,战绩辉煌,但还徘徊在欧洲国际银行家的圈子之外。

  【赛利格曼力撼财政部长】

  尽管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富有家族迅速崛起,但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却不妙。1866年,美国国库只剩大约1亿美元,而公共债务在战争中已经迅速膨胀到3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准备在重建经济的过程中,发行10到40年的长期国债来偿还短期的债务。赛利格曼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债销售明星,在长债的发行上也承揽了一大块业务。

  赛利格曼在林肯总统时代,跟三任财政部长的关系都不错。1869年上任的总统格兰特更是约瑟夫·赛利格曼在宾州开杂货铺时就结识的铁哥们儿。格兰特总统甚至私下找赛利格曼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约瑟夫虽然能力不成问题,但他不愿意出头露面,婉拒了格兰特总统的邀请。不料,后来格兰特总统任命的新财长乔治·波特威尔成了约瑟夫的对头。他们的关系一开始还不错,共同制订计划,对财政部特别是国债延展,货币稳定,建立美国政府在海外的信用等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其中两个方面的共识至关重要,第一就是美国重新恢复金属货币体系,停止林肯绿币发行;第二是战争已经结束,政局稳定,美国政府债券高达6%的利息过高。

  请注意,此时的约瑟夫并没有一官半职,居然能够和财长共同讨论货币与财政政策,可见约瑟夫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之深。比如6%的国债利息定价,涉及到30多亿美元的庞大债券市场的价格走向,赛利格曼家族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同时又是债券市场的大玩家,其中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却畅行无阻,这样的局面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

  赛利格曼家族每做出一个判断和说明,整个美国债券市场都要仔细倾听,因为每一个基点的变动,在规模巨大的债券市场上都意味着生意的成功或失败。赛利格曼家族和财长达成了共识,美国国债利息应该被确定为5%。[7]

  但是当波特威尔向国会上报债券发行计划时,利息不再是两人说好的5%,而被调整成了4.5%。约瑟夫闻讯勃然大怒,波特威尔竟然没有事先通知他,就擅自将利息下调为4.5%,中间差了50个基点之多。怒不可遏的约瑟夫径直冲到波特威尔的办公室大声抗议,他认为利息太低而且降得太快,强调这么低的利息在欧洲市场是卖不动的。作为承销商,国债利息定得越高销售越容易,承销费也就越好赚,4.5%的国债利息大大提高了销售的难度,降低了赛利格曼家族的利润空间,难怪他如此愤怒。不过,波特威尔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看问题,下降50个基点将大大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间接减少全体人民的税负,利国利民。作为财政部长,他也完全没有义务事先向华尔街银行家请示汇报。理论归理论,波特威尔触犯了国际银行家们定下的“潜规则”。

  不要忘记,谁掌握着世界金融市场信用和资本流动的渠道,谁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渠道为王在金融市场上更是鲜血淋漓的真理。约瑟夫作为券商敢于冲到美国财政部长办公室大吵大闹,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金权至上的西方,其实再正常不过。华尔街制定方针,华盛顿执行政策,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约瑟夫坚称如此低的国债利息,不仅在欧洲市场没法销售,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卖不动。但是波特威尔的态度不容动摇,30亿美元的国债,每节省50个基点就是节省1500万美元的政府开销,要知道当时美国财政部全部家底只有区区1亿美元!波特威尔冷冷地说:“我已经决定了,4.5%的利息非常合适。”约瑟夫愤怒得无以复加,直截了当地告诉波特威尔:“你是个笨蛋,非常愚蠢!”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约瑟夫马上给他在法兰克福的兄弟亨利写信,让他打听德国银行家是否愿意接受波特威尔的报价,与此同时,他命令在巴黎的另外一个弟弟威廉,去了解巴黎金融市场的反应。结果巴黎的马列特、米腊博、霍廷格家族的反应与约瑟夫的完全一致,波特威尔的低息国债销售是不可能在欧洲发行成功的,5%是最低的底线。

  但是波特威尔仍然坚持他的观点,拒绝向国际银行家让步。约瑟夫由于跟欧洲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共识,所以也坚决不让,而且开始游说国会议员,试图让他们出面劝诫波特威尔停止“荒唐”的做法。结果波特威尔被激怒了。他抗议说,约瑟夫对政府事务的干涉是没有任何授权的,更不应该去直接干涉国会决策,很快两人的敌意就变得公开化。很明显,谁控制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渠道,谁就可以要挟政府,甚至直接和政府进行对抗。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还是美国国会作出妥协,1870年7月14日和1871年1月12日国会授权两次国债发行,总额是15亿美元。这个发行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波特威尔的方案,15亿中间只有2亿按照5%的利率发行,算是给赛利格曼家族一个面子,其余部分的利息甚至比波特威尔提出的4.5%还要低,仅为3.5%。这使约瑟夫受到了重创,非常郁闷,他觉得被人利用了。其实,波特威尔找约瑟夫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约瑟夫金融方面的专才,帮他设计出一套计划,最后他做调整的只是发行债券的利率,而其他部分仍然延用了约瑟夫的方案。作为补偿,赛利格曼家族应该拿到这5%利息的2亿美元债券承销生意,市场人士也是如此认为的,华尔街众多债券承销商蜂拥而来,找到约瑟夫要求做分销商。

  谁也没有想到,美国财政部给赛利格曼家族5%国债承销额度仅1个亿,比他们期望的2个亿少了一半。1871年3月,巴黎的威廉·赛利格曼在给朋友的信中气愤地说道:“昨天晚上我被电报的内容完全震惊了,波特威尔在欧洲任命了承销美国债券的代理人,在这些公司清单中,赛利格曼甚至不在承销商之列。这与我们相信的事情完全相反,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是被政府玩弄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般忽视我们存在的事实,这种待遇如此之不公正,到底是因为波特威尔对我们存有私人怨恨,还是对我们缺少信心,或者竞争者使了一些阴谋诡计?”[8]

  波特威尔财长也在权衡利弊,经过思考,他还是决定让赛利格曼家族进承销团,但是只是普通成员,而不享有任何特殊待遇。赛利格曼家族在受到这种“羞辱”之下,断定国债销售肯定会失败。由于他在国际银行家圈子的深厚人脉关系,他的这个“断言”果然应验了,整个债券销售情况极差。最后波特威尔甚至不得不直销没有卖出的债券。这种试图绕过国际银行家苦心经营的金融渠道的办法,在市场上遭到了国际银行家的集体抵制,大部分债券根本卖不动。无奈之下,波特威尔只能邀请赛利格曼家族加入伦敦和纽约两个承销银团。债券果然热销了。最后格兰特总统非常高兴地宣布,这次债券发行,确立了美国在海外信用的建立。

  【赛利格曼: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南北战争期间,在巴黎坐镇的威廉·赛利格曼就曾试图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建立联系,约瑟夫自己也曾经到伦敦试图接近罗家,但是罗家保持着冷淡态度。1874年,约瑟夫向格兰特总统新的财政部长本杰明·布雷斯托申请承销价值2500万美元的新一批国债发行。自前任波特威尔发行国债不顺以来,布雷斯托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承销团来承担此次发行,他向约瑟夫强烈暗示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来挂帅承销团。

  但是,约瑟夫有自己的考虑,他自己就想成为另一个罗斯柴尔德。他压住自己的脾气,很礼貌地反问,罗斯柴尔德家族进承销团的意义何在?他在提示南北战争期间,罗家拒绝协助北方债券销售一事。但此时战争已经结束10年,战时罗家的“劣迹”在人们脑海里逐渐淡去,布雷斯托仍然力主罗斯柴尔德进入承销团。

  万般无奈之下,约瑟夫只好给兄弟写信道:“现在总统和布雷斯托先生都非常渴望和非常焦急地希望我们能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做这次(国债)承销。就像他们所说,如果联合在一起,没有人能与我们这样一种(强大的)组合相竞争。但我担心傲慢自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把我们当成平等的伙伴。”约瑟夫当时的顾虑也是实情,虽然美国发展很快,自己也已成为华尔街最牛的投资银行家,但面对国际金融业的老大罗斯柴尔德,约瑟夫还是觉得心虚气短。

  罗斯柴尔德作为国际金融业的霸主,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只要是不能以他们为主导的业务,罗氏机构一概不予参与。财政部长布雷斯托跟罗家直接联系上了,罗家回应也很简单,如果请罗家来做主承销的话,他们要拿到份额的5/8,然后赛利格曼和其他一些所谓的可靠银行,可以分剩下的3/8。

  约瑟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有点气不过,明明是自己手拿把攥的生意,罗家寸功未立,上来就拿大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马上去和罗家讨价还价。约瑟夫提出,如果能够把赛利格曼的名字加入承销的所有广告,与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一同出现,那么他可以考虑罗家的条件。毕竟和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承销团的广告上,这标志着赛利格曼家族正式进入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少赚点钱倒在其次。

  罗斯柴尔德的回答简单利落:不行。罗家根本就没有考虑广告的问题,不过现在既然赛利格曼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说清楚。罗家的态度毫无回旋余地,赛利格曼家族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广告中,一点都不行。此时的约瑟夫既恼怒又紧张,他给伦敦的兄弟伊萨卡的信中说道:“如果到下个星期,罗斯柴尔德家族还不接受我们的名字上广告与他们家族的名字并列的话,这时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升温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加压力。因为我不相信布雷斯托能够忽略我们,而把这么大一笔贷款只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竞标中能够超过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为美国政府所用,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不行。”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回复布雷斯托的信中说道,罗家可以考虑把赛利格曼的名字放在广告上,前提是赛利格曼同意拿更小的承销份额:2/8。约瑟夫权衡利弊,左思右想,他认为从声誉地位的角度看,如果赛利格曼的名字能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字并列,产生的品牌效应和潜在的商业价值将非常巨大,似乎值得一搏。但他还是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多拿一点点份额。于是他再次提出一个新报价,向罗家恳求,能不能比2/8稍微再多一点点,如在2/8和3/8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具体说就是31.25%。如此婆婆妈妈的纠缠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不耐烦,答复道,如果约瑟夫愿意的话,可以拿28%的发行份额,然后把他们的名字放到广告上,当然这个名字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面。

  约瑟夫经过再三考虑,终于还是妥协了。他在给伊萨卡的信中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能够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来竞标,尽管我们28%的份额是小了一点,但我还是决定同意。”

  伦敦的伊萨卡·赛利格曼就是带着这样一个条件,作为赛利格曼家族的代表,满怀敬畏和紧张去拜见罗斯柴尔德。伊萨卡见过大世面,早在10年前的1864年,他就成为了美国总统林肯的座上宾。不过他此时见罗斯柴尔德的心情比见林肯总统时更要紧张和复杂。伊萨卡要见的罗斯柴尔德男爵就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此公也是一个倔人,他进入英国议会已经8年但一直拒绝宣誓。因为在宣誓时,他坚持使用《旧约》而决不用《新约》圣经,这一做法违背了英国议会的传统,在英国议会中形成很大的争议。双方僵持不下的结果是,莱昂内尔在英国议院做了15年议员,始终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莱昂内尔的强势性格可见一斑。

  伊萨卡在一个星期六造访了莱昂内尔。按照犹太教规,星期六是不能工作的。莱昂内尔对来访的伊萨卡说道:“我是一个比你更好的犹太人。因为你星期六还要做生意,我星期六是不做生意的。”这是莱昂内尔表达轻慢的方式。伊萨卡环顾了一下房间,他看到莱昂内尔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文件,就回答说:“男爵殿下,我认为您在星期六这一天做的生意比我一个星期都多。”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当天晚上伊萨卡在给约瑟夫的信中说道,老罗斯柴尔德态度还算比较友好,如果他愿意的话,双方的关系可以拉得更近一些。现在伊萨卡终于打破了罗斯柴尔德的坚冰,进入了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约瑟夫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写了3页的回信,极尽溢美之辞称赞罗家。他让伊萨卡务必让莱昂内尔读到这封信。在信中,约瑟夫半掩半露地向罗家抛绣球,试探说罗家若在纽约与自己合作,会强于与贝尔蒙特那样的人为伍。他大力自荐各方面的能力和才干都远远高于贝尔蒙特。

  赛利格曼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上手之后,还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了极大的心灵满足。他在给伊萨卡的信中写道:“这回摩根和左格索家族表现得非常嫉妒,一方面是我们拿到了这笔生意,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让他们明显地有醋意。”

  1874年秋,莱昂内尔请伊萨卡·赛利格曼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传递了一个消息,5500万美元的美国国债即将开始销售,罗家建议承销团应该由罗斯柴尔德、摩根和赛利格曼三个银行家族联袂组建。这也是第一次贝尔蒙特既作为罗斯柴尔德,又作为赛利格曼两家银行共同的代理人登台。伊萨卡毫不迟疑地同意了,这意味着赛利格曼从此正式跻身全世界最为强大的金融圈子。

  此时,在纽约和欧洲形成了罗斯柴尔德、赛利格曼、贝尔蒙特和摩根四位一体的国际银行家族大联盟。此联盟成功而强势,以至于1880年前后,整个华尔街都在抱怨伦敦、德国这些银行家基本上垄断了整个美国的债券在欧洲的销售。当然,他们的确几乎全部垄断了美国债券在欧洲的销售。这个时候赛利格曼开始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自从林肯绿币发行以来,国际银行家视林肯搞的货币改革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877年,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来到华盛顿与财政部长谢尔曼商议如何废除林肯绿币,约瑟夫和贝尔蒙特是其中的主力。谢尔曼请他们两人各自拿出一个计划书,内容就是如何帮助政府平衡预算,滚动政府债务。两位高人随即分别提出了建议,不约而同地主张最终废除林肯绿币。

  一个星期以后,谢尔曼给约瑟夫捎了一个口信,称赞他的计划非常出色,也是最为精密而实用的,将被政府采纳。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为林肯绿币建立40%的黄金储备,用金币来支付林肯绿币的利息。这一方案实际上将林肯绿币发行跟黄金锁在了一起,其实质是限制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同时又不事张扬,这是一个精巧高明的设计。货币与黄金挂钩,而黄金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牢牢地控制着。世界上但凡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其中央银行并非是最后的货币权威,掌握着世界黄金矿产、交易和流向的罗家才是它们真正的后盾。黄金作为货币具备天然的优势,如何打破黄金的垄断才是问题的要害。

  1881年7月2日,刚上任不久的美国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在首都华盛顿遇刺,被送到白宫医治,病情一度稳定下来。9月6日,为了“避暑”,加菲尔德总统被送到了赛利格曼在新泽西的别墅中“透透气”,结果病情日益恶化。9月19日10点35分,加菲尔德总统在赛利格曼的别墅去世,总统在赛利格曼家中住了大约13天。[9]

  这是一段极为罕见而存疑的历史,遇刺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并不是死在医院,也不是逝于白宫,最后去世之处是在赛利格曼的家中。美国总统一般不应该,也不会到某个私人家中去治病,他要么留在医院,要么待在白宫,特别是总统在遭到刺杀的情况下,安全更是第一要素。这应该是一个“不合常规”的安排。加菲尔德总统和杰克逊总统一样,都是美国私有中央银行制度坚定的反对派,而赛利格曼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显然是私有中央银行最有力的鼓噪者。

  【赛利格曼: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约瑟夫·赛利格曼死后,他的弟弟杰西·赛利格曼成了家族银行的新掌门。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用运河连接两大洲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构想随即出台——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巴拿马开凿一条巴拿马运河,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在一起,将大大缩减从太平洋到美国东海岸的运输距离和时间。毫无疑问,这一设想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杰西·赛利格曼就是项目的主要推手,他帮助筹建起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来具体运作此项目,赛利格曼银行负责公司的股票发行。当时的法国公司极其渴望用赛利格曼家族品牌进行融资,不惜一次性支付30万美元作为特殊的品牌使用费。巴拿马公司的承销团很快在美国建立起来,赛利格曼、左格索、摩根联手作美国股票发行的承销商。在法国负责销售的是赛利格曼的法国分支和巴黎银行。

  最初估算建造运河的成本为1.14亿美元,股票发售总额将达到6亿美元,资金看起来绰绰有余。运河建成后归法国政府来管理。当然此事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批评该项目引进了欧洲的强权,控制了至关重要的水道,批判赛利格曼出卖美国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多年以前就想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修建运河连通两大洋。从地理位置来看,尼加拉瓜距离美国更近,如果通过尼加拉瓜湖建立连通水道,更合乎工程建设的实际考虑。在1873年经济危机之前,一直有美国公司在做前期的勘探工作,只不过危机使整个项目陷入了停顿。此时这两个项目方案不相上下,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赛利格曼和摩根家族力挺巴拿马运河方案,美国部分媒体开始痛批他们把美国利益出卖给法国,另外有些人声称这是犹太人的一种阴谋。赛利格曼在纽约报纸上声称,这是一个私人项目,完全跟国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公司的运作将会得到上好的回报,加之工程中的机器设备都将从美国购买,将确保美国的最大利益。随后,著名的法国英雄德·勒瑟普被隆重推出为修建苏伊士运河的负责人。由于是德·勒瑟普主持修建工程,巴拿马运河公司股票在法国销售完全没有碰到问题,在美国市场也卖得一帆风顺。最初的股票发售还被超额认购。

  开挖工作即将开始,德·勒瑟普一开始决定修建一座与海平面同等高度的运河,这样就不必使用船闸,大约需要7年左右的时间。他和工程师们已经考察了当地的山区和峡谷,包括瀑布等等自然环境。1884年,尼加拉瓜政府和美国签订了运河条约,如果顺利建成,中美洲将会出现两条平行的运河。运河开挖之后,德·勒瑟普很快碰到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觉得不得不新建船闸,两边水位之间可能会有落差。在船闸问题上,他又挣扎了2年多时间,最后经过了9年的建设,花光了4亿美元的费用,足足是当初预算的4倍。但是运河工程连1/3都没有完成,整个项目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法国英雄被解雇回家了,美国国会开始组织委员会调查,为什么美国投资人花了这么多钱,在运河上遭受了这么大损失,而像赛利格曼和摩根这样的银行家却通过股票承销赚了这么多钱。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杰西·赛利格曼原本打算安排自己的老朋友、前美国总统格兰特担任运河委员会的主席,工资是年薪2.4万美元,但是格兰特拒绝了这个职位,于是杰西找到了哈耶斯总统的海军部长汤普森。汤普森辞去海军部长职务,接受了这个工作。

  调查还发现,赛利格曼还跟众多机器设备商达成了各种协议和合同,这些都构成了国会调查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参议员询问杰西·赛利格曼,为什么汤普森这样的人会被选为运河委员会的主席:“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家,对吗?”杰西回答说:“不,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律师。”参议员接着问:“你曾经把这个位置提供给格兰特将军,他是个伟大的战士和一个大众崇拜的偶像,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律师或者金融家,或者伟大的政治家,对吗?”赛利格曼平静地回答:“格兰特将军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永远都会特别照顾我的朋友。”

  汤普森作为海军部长,在约瑟夫去世后几天,给杰西写了一封信,赛利格曼希望将这封信加入调查的材料中。该信提到:“在我的官方任职期间,我有幸比较了解约瑟夫的个性,我与你们家族银行的第一次接触就是通过他,时间在1877年夏天,当时海军部正好在我的管理之下。彼时海军部的财务状况让人尴尬,主要是欠了贵家族银行几十万美元的债务,而且债务数量不断增加。当时海军部无力偿还整个债务,甚至清还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可能的,此事已经给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和尴尬,也对海军部的服务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当约瑟夫·赛利格曼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他立刻建议把全部债务展期到下一个财年,并且允许(海军部)继续借债。他的提议非常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我当时充满了感激,接受了他的提议,这样我们的海军部才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这个条子写得及时而有力,拯救了处于舆论困境中的赛利格曼。最终国会调查没有发现赛利格曼等人有什么错误行为,但此事对赛利格曼家族的声誉和华尔街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于是国会决定立刻开始修建尼加拉瓜运河。[10]

  正在双方对运河走哪条线进行激烈争吵的时候,赛利格曼找到了国会的内线朋友,其中包括马克汉纳参议员——研究确定运河线路委员会的领导者。赛利格曼请求马克汉纳参议员提议国会暂时先不要做决定,直到他们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参议员答应了,国会也同意再等一等。但是结果令赛利格曼大失所望,委员会调查的结论是完全倾向选用尼加拉瓜线路。绝望之中,赛利格曼家族在巴黎找到了一个名叫菲利普·邦内弗瑞拉(Philippe Bunau-Varilla)的人来进行游说活动。[11]

  菲利普从10岁时就梦想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当听到德·勒瑟普在苏伊士开挖运河成功之后,他的想法愈加强烈了。当赛利格曼找到他,菲利普毫不犹豫地同意接受这个工作。此人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到处进行密集演讲。可惜菲利普在美国几个月的游说还是不管用,国会最后仍然一致投票支持走尼加拉瓜线路。在赛利格曼的大力支持之下,菲利普进入了最后关键性的游说活动,试图扭转参议院的决定。菲利普几乎是近于疯狂地游说巴拿马线路的优势,举行了多场激情洋溢的演讲。这种激情实在过分夸张,以致让法国驻美使馆认为菲利普已经疯掉了,紧急通知菲利普在巴黎的兄弟。他的兄弟急急忙忙从巴黎赶到美国,发现菲利普完全无法平静下来,在巨额金钱的刺激之下,菲利普已经进入了偏执状态。

  正在这个紧急而微妙的时刻,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圣文森火山爆发了。圣文森火山在西印度群岛,火山爆发使数千人丧命。在此之前两天,一个号称是死火山的皮利火山也爆发了,死亡3000多人。尼加拉瓜有火山,巴拿马却没有。菲利普突然灵光闪现,像被注入了大剂量的兴奋剂,马上冲向邮局,在邮票专卖店里,找到了一枚5比索的尼加拉瓜邮票,这枚邮票上正是一个浓烟滚滚的火山喷发景象。菲利普如获至宝,立刻买了90张火山喷发的邮票,把它们贴到信纸上,然后把这90张邮票寄给了每个参议员。他随信指出,邮票上的画面就是尼加拉瓜地区有火山喷发的历史证据。此时正是参议院最后投票表决的前三天。赛利格曼和菲利普在焦急等待之中度日如年。参议院最终投票以8票之差倾向了巴拿马线路,赛利格曼欢欣雀跃。菲利普立刻买了更多的火山邮票,寄给了所有众议员,很快众议院也开始调整原先的立场。

  赛利格曼和菲利普还没来得及庆祝,又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新问题。巴拿马当时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哥伦比亚政府已经改变主意,不愿提供运河通道。菲利普马上对哥伦比亚施加压力,使用了大量金钱游说哥伦比亚政府官员,但是哥伦比亚议会还是否决了运河条约。如果哥伦比亚不批准巴拿马建运河的话,赛利格曼就白忙活一场,一切努力都打了水漂,包括救命稻草火山邮票。

  近乎绝望的菲利普找到赛利格曼哀叹:“我们全输掉了,什么也没有剩下,除非让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但那将意味着一场革命。”杰西·赛利格曼反问菲利普,需要花多少钱才能制造一场革命?菲利普明白了赛利格曼的意图,立即召集一帮巴拿马的分裂主义分子讨论革命的计划,并着手核算革命的成本。巴拿马分裂分子坚持认为,他们需要至少600万美元来支付给当地的游击队。菲利普赶紧向赛利格曼汇报,600万美元是爆发革命的最低成本。赛利格曼觉得报价高得离谱,给了个底价,10万美元,而且必须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巴拿马分裂分子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条款。

  菲利普得到巴拿马分裂分子承诺后,飞快地跑回赛利格曼的办公室,就在银行合伙人的办公桌上,起草了巴拿马独立宣言和巴拿马宪法。然后他搭上了华盛顿的一趟火车,去见老罗斯福总统,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告诉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答应我一个条件,当革命爆发的时候,美国的战舰会出现在巴拿马附近,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这个美国利益里面也包括赛利格曼的利益。总统只是看了看我没有说任何话,当然,美国总统不可能给我这样一个许诺,特别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但是他看了我一眼,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老罗斯福总统已经默许了这件事情。

  1903年革命爆发时,美国的战舰纳西威尔号确实赶到了巴拿马监视着革命的进展情况。纳西威尔号战舰的出现可以被视为美国方面对巴拿马分裂分子的道德支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胁哥伦比亚政府放下武器,让巴拿马独立的作用。这一时刻标志着赛利格曼的伟大胜利。赛利格曼家族为了感激他们的功臣和朋友,给菲利普安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菲利普·邦内弗瑞拉作为一个法国公民,被任命为第一任巴拿马共和国驻美国的大使。[12]

  此时的国际银行家们,已经有能力制造一场重大革命、国家分裂或者战争,来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巴拿马也就这么奇妙地独立了,事实上,赛利格曼家族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希夫的时代】

  雅各布·希夫的家族也是起源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家族,但他的身世与赛利格曼大相径庭。希夫家族可称得上是犹太人中的名门望族。根据犹太百科全书上记载,希夫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犹太民族的源头。希夫家族在法兰克福这边的分支可以一直追溯到14世纪。实际上雅各布·希夫甚至把他的祖先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直达所罗门王谱系。希夫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渊源极深,两家有着上百年的交情。18世纪后期,希夫家族一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邻居,共同拥有一栋多层住宅。雅各布·希夫经常说:“我承认,尽管我们家族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有钱,但我们是更加正统和高贵的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公认为是一个极能赚钱的家族,但是希夫家族不仅出了多位成功的银行家,还出了不少出色的学者和宗教领袖。希夫家族的历史要远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13]

  雅各布·希夫绝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个胸怀大志、才华出众、老谋深算、机敏干练的新一代犹太银行家。他从小就对自己的目标异常清晰和执着,18岁时就瞒着父母借口到伦敦旅游,其实在离开法兰克福之时,他就已经准备好独自一人去纽约考察一圈。当他母亲不断接到他从伦敦发来的信件时,希夫本人早已到了纽约。随身带着500美元的希夫很快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决定成立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当准备正式签署协议时,才发现希夫还不够法定年龄。后来,希夫支配欲极强的个性导致他无法与别人合作,他选择了回德国寻找新的机会。

  回德国时,他见到了沃伯格家族的保罗和菲利克斯两兄弟,他们给希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这一次见面对于未来的整个华尔街,甚至全世界的金融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国,希夫结识了亚伯拉罕·库恩。库恩和雷波在华尔街成立了库恩雷波公司之后,由于思乡心切,回归法兰克福。库恩一见希夫,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建议希夫到纽约加盟库恩雷波公司。于是希夫很快又回到纽约,正式加入了库恩雷波公司。这一年是1873年,希夫正好26岁。

  希夫到了纽约之后,深受美国蓬勃的发展形势和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局面吸引。美国内战以后,随着铁路工业大发展,铁路合并、破产、重组给华尔街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1870年前后,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是除了国债之外最大的市场,成为华尔街利润的重头戏,构成整个美国股票交易市场85%的成交量,同时在欧洲也兴起了对铁路股票和债券的极大兴趣和热情。美国铁路债券和股票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销售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一大批银行家富豪。当时华尔街的领军人物自然是约瑟夫·赛利格曼,但他在铁路方面的投资一直很不顺利。

  希夫仔细研究了赛利格曼在铁路投资方面的每一个步骤,很快就发现了赛利格曼的失招之处。赛利格曼实际上对铁路怎么生产,因何兴起,如何运作以及具体运营事务完全不感兴趣,他只把铁路作为一个盈利的手段和目的。但希夫不一样,希夫在投资铁路之前,首先要使自己成为铁路方面的专家。

  希夫准备进军铁路行业。他先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深入了解铁路运作中间的每一个细节,比如铁轨铺设的所有过程,铁路仓储,铁轨生产流程,运输状况等。他在考察时,还喜欢向工作人员讨教,从技工到工程师,从普通蒸汽机添煤工到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包括管刹车的工人,都一一进入他的雷达。希夫仔细询问各种问题并认真记录,试图了解整个铁路运输的所有细节。很快希夫就成为铁路方面的权威专家。

  正是由于希夫严谨务实的态度和对铁路运作细节的深刻把握,使他对铁路公司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和怎样的金融服务具备了专业化的判断能力。希夫对于铁路公司内部运作了如指掌,可以把铁路管理运作方面对金融的需求,准确而有效地转化成华尔街的投资产品,同时结合对各种融资工具的渠道、节奏、时间和火候的把握,希夫在铁路金融领域的优势无人能出其右。

  从1873年到1900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铁路完全主宰了美国的金融业。希夫跟随这个行业跳跃性发展,逐步把库恩雷波公司从一个小规模投资银行,转变成主宰美国铁路金融的巨头。连摩根这样的重量级银行家,都不得不叹服希夫的能力,尤其是他对金融和铁路专业知识结合的细节把握。

  希夫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能够跟欧洲的国际银行家直接和有效地进行沟通。正是来源于欧洲的庞大资金和欧洲国际银行家的鼎力支持,希夫的工作才能畅通无阻。

  就金融影响力而言,此时希夫已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赛利格曼。赛利格曼虽也投资铁路,但始终不懂铁路的商业模式。华尔街的金融家认为铁路的商业模式背后其实是地产商机,大家与其说是关心铁路,不如说是关心铁路背后的土地投机。根据美国相应的法案,沿着铁路线周围一定范围之内的土地归铁路公司所有,用土地来进行融资,融资完毕即进行铁路建设。因此华尔街爆炒铁路股票和铁路债券,很大成分是看中了沿铁路线周边的土地开发和土地投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铁路热背后是土地开发热。包括赛利格曼在内的金融家其实并不关心铁路本身,他们只是把铁路当做一个炒作题材。

  而希夫的看法更深一层,他认为铁路线实际上是在一片土地上打开一个通道,这些土地向各行各业的开发者出售,从而将各种各样的生产、加工、贸易活动集中到铁路沿线。正是这种商业活动创造了铁路运输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支付了铁路的建设成本和运作成本,并为铁路创造效益。这才是铁路金融的精华。

  希夫在介入太平洋联合铁路项目时,前前后后做了4年的调查。希夫对这条铁路线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仔细琢磨的时候,太平洋联合铁路陷入了巨额债务危机,仅欠美国政府的债务就高达4500万美元,并且还要加上6%的利息。这些未付的利息积累了近30年,铁路线总的长度从8000多英里减到了4400英里,各种压力包括其债务情况已经使这条铁路看起来毫无生机,完全没有生存的可能了。华尔街人人看死这个项目。希夫找到当时已经成为赛利格曼之后华尔街主宰的摩根。摩根明确表示他对这条铁路不抱任何希望,可以让希夫放手一试。

  日后的事实证明,摩根犯下了一个重大战略性错误。得到摩根的默许后,希夫开始了庞大的动员工作,并悄悄买进太平洋联合铁路的股票和债券。不久,他就发现似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阻挡他的计划。国会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在推延这个项目的进展,媒体突然变得对此项目颇有敌意,在欧洲的债券持有者也迟迟不对这个项目开绿灯。希夫反复琢磨,认为只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来为此事设置障碍。起先他怀疑是摩根从中作梗,于是找到摩根问他是不是改变了主意。摩根说:“我既然同意了,肯定放手让你去做,我可以帮你找到是什么人在阻挡此事。”几天之后,摩根挖出了幕后潜伏者:哈里曼。哈里曼是一个铁路运营方面的天才,希夫在与哈里曼进行了一番交手之后,双方同意合作。[15]但是太平洋铁路项目规模超大,希夫很快就意识到,必须要借助欧洲的资本,才能够使这个项目起死回生。

  希夫找到一个儿时的朋友,此人就是当时在伦敦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密切的重量级人物,恩内斯特·凯瑟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恩内斯特本人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金融家。恩内斯特爵士主要负责跟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进行资金的联络和调度。

  约瑟夫·赛利格曼在美国白手起家,奠定了犹太银行家在华尔街的地位,而希夫进一步打造出一个主导美国金融界的庞大势力集团。希夫和恩内斯特爵士联手,希夫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伦敦和欧洲金融市场一举一动的信息,特别是各大家族资金调运往来的情报。正是在伦敦的恩内斯特爵士的帮助之下,3天之内希夫和哈里曼就收到了4000万美元出自欧洲的担保和认购。已经沉寂多年,看似最后必然走向破产的太平洋联合铁路项目起死回生了。

  到1897年11月2日,希夫和哈里曼集团正式收购太平洋联合公司股份。太平洋联合铁路在希夫和哈里曼的运作下,取得了到那个时代为止,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项目的巨大成功。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和利息,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2.1亿美元的利润。除此之外,更创造出至少不低于20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时候摩根才后悔不迭,觉得放弃此项目就是错过一只下金蛋的鸡,确实是个战略错误。

  1895年,应希夫之邀,保罗和菲利克斯两位沃伯格家族的悍将也来到纽约加盟库恩雷波公司,使德国的沃伯格家族和美国的希夫家族结成了紧密而强大的联合体。希夫的女儿嫁给了菲利克斯,雷波的女儿嫁给了保罗。库恩雷波公司的另一个合伙人沃尔夫的女儿嫁给了奥突·凯恩,这个凯恩是斯佩尔家族的骨干,后来加入库恩雷波公司成为希夫的接班人。库恩家的儿子娶了雷波家的另一个女儿。经过四重联姻,库恩雷波公司将沃伯格、希夫、雷波、库恩、凯恩、沃尔夫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欧美犹太银行家族中,人脉最密集、人才最鼎盛、声势最浩大的犹太银行家族集团军。

  从这个集团军出来的人物非同寻常,几乎个个都是能够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超级大鳄。沃伯格家族的老大麦克斯,乃是德国威廉二世的金融顾问,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和谈,“一战”后主导着德国财政金融大权,是德国帝国银行董事,希特勒的“财政沙皇”沙赫特的幕后大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近40年中,对德国的政治、经济、金融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老二保罗,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美国金融的决策者之一,属于美国最重量级的银行家之列。老三菲利克斯,20世纪初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华尔街大佬之一。老四弗里兹,德国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一战”后期曾代表德国与沙俄秘密媾和。[16]奥突·凯恩,希夫之后华尔街犹太银行家的领军人物,1919年他在长岛修建的豪宅占地1.8平方公里,居住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127个房间,是当时美国第二大豪宅。雅科布·希夫领导下的库恩雷波公司进入了全盛时期。

  【希夫与日俄战争】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当时雄心勃勃准备打垮俄国,但是很快发现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强悍,日本的战争经费渐渐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为了筹集战争费用,日本正金银行的副总裁高乔是清爵士来到伦敦拜见国际银行家们。

  来到伦敦,高乔是清的初衷是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请求帮助承销日本战争债券。日本开口提出区区500万英镑的融资规模,罗家连眼皮都懒得翻一下。要知道,早在30年前的普法战争赔款债券承销中,罗家仅用两年就筹集了50亿法郎(约合2亿英镑)的庞大资金。尽管英国当时是日本最大的政治和商业伙伴,但是伦敦方面的银行家并不认为日本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因此日本的融资计划在伦敦受到了冷遇。

  郁闷之中的高乔是清在宴会上遇见了正在伦敦办事的希夫,高乔是清向希夫大吐苦水,希夫一边听一边打着自己的算盘。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壮大,美国的金融力量正在崛起,虽然希夫在华尔街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但在伦敦连摩根这等角色都得小心翼翼,看着伦敦金融城大佬们的脸色说话,希夫明白自己的分量与伦敦城国际银行家大佬们还相去甚远。但是,日本确实是一个新的市场,既然大佬们瞧不上,华尔街新贵们或许还是有兴趣的。而与认为日本必败的伦敦金融家们不同,希夫认为,日俄战争的战场远离俄国的经济重心,却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再加上沙皇宫廷的腐败和沙皇制度的腐朽,正处在上升期的日本有极大的可能性击败俄国,于是希夫答应高乔是清在华尔街帮助日本筹集日俄战争费用。希夫愿意出手帮助日本还有一个原因:沙俄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得希夫认为沙俄是人类公敌,他甚至主张和鼓吹要用武装革命推翻沙皇。凡是能打击俄国的事情,他都愿意帮忙。

  此时,希夫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为日本打仗融资,在这样的情况和形势之下,希夫不得不团结以前的竞争对手摩根家族和乔治·贝克共同组成一个银团。在大家商议之后,又将洛克菲勒财团也拉了进来,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从伦敦以外的金融市场获得融资。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一共获得了3笔大规模的贷款,这3笔贷款背后都是希夫的杰作。[17]正是这3笔贷款的资金注入,使得日本的战争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成为日本最后能够取得日俄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日俄战争之前,欧美列强普遍认为日本在亚洲还算是个小霸主,但是根本无法和英、美、德、法、俄等世界列强相提并论。日本的胜利震撼了欧美强权,也使得希夫在国际金融市场声誉鹊起,他的战略眼光令国际银行家圈子刮目相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邀请希夫在白金汉宫共进午餐,日本天皇也邀请希夫到日本皇宫共进午餐,这是日本天皇的最高礼遇,在希夫之前,还从未有外国人得到这样的殊荣。希夫是一个新花样层出不穷的人,在日本皇宫跟天皇共进午餐的时候,他突然向负责礼仪的日本官员提出,希望向天皇敬一杯酒。日本礼仪官吓得脸色苍白,赶紧颤抖地劝希夫不要这么做,因为外国人给天皇敬酒这种事从未在日本宫廷中发生过,日本官员害怕天皇误解而震怒。希夫却固执己见,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致辞:“首先为天皇干杯,祝天皇在他的臣民心目中、在战争的硝烟里、在和平的岁月时,永远是日本的元首。”希夫说完这段话之后,天皇看起来心情还不错,所有人提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希夫作为尊贵的客人被邀请到高乔是清男爵家作客,希夫正巧坐在高乔是清15岁的女儿身边。他随口说道:“你应该到美国来参观和学习一段时间。”希夫这个人平常为人严肃,随口一说的神态也像在华尔街发号施令一样,自己并没放在心上。但是第二天早晨,高乔是清亲自来到希夫的公寓门口,对希夫深鞠一躬后说道:“尽管对一个这么年轻的日本女孩来说,离开她的祖国,在这样一个幼小的年纪就去做如此长途和艰难的外国旅行,在日本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你是日本人的朋友,我同意让自己的女儿跟你一起到纽约去。”但是他希望希夫能够理解,他不希望女儿在美国待的时间超过三年。希夫随口的一句客气话,居然被日本最重量级的银行家当成了华尔街的命令。希夫是一个言出必践的人,他果然带着高乔的女儿一起返回纽约,而且在三年期满时如约将高乔的女儿送回。从此,日本傍上了华尔街的大款。

  【新圈子与老圈子】

  在1840年之前,全美国只有二十几个富豪家族资产超过100万美元,50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不超过5个家族,这些家族几乎全是殖民时代大庄园领主的后裔。当时的纽约还算不上太富裕的城市,可能除了莫里斯家族之外,其他所有的新兴家族,都要靠贸易来维持生计。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富豪阶层大量出现,仅仅在纽约一个城市,就有数百个家族的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蒸汽机、铁路、纺织、机械、钢铁、军工、石油、电报、电话等新兴行业爆炸性增长,使美国财富的创造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

  在纽约,由于新兴家族财富猛增,很多传统大庄园领主的家族面临着极大挑战。这些老牌家族虽然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彼此之间的价值认同取向相对稳定,但他们的财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赶不上新兴家族膨胀的步伐。新贵族和老前辈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共识,就是需要对上流阶层进行重新定义。纽约的麦卡利斯特家族率先提出,纽约传统的贵族阶层和新兴的贵族阶层,必须实现大联合。如果说老贵族的代表是莫里斯家族,那么新贵族的核心就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在麦卡利斯特看来,这些新老贵族需要达成一种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固定的上流社会圈子,这个集财富、权势与高贵传统于一体的圈子,将把社会上各种所谓投机者、暴发户、傻富低俗之流挡在高贵优雅的上流社会之外,以免污染和侵犯了社会“最精华的部分”。

  麦卡利斯特和后来阿斯特夫人搞的所谓“400人圈子”中间没有包括犹太人,这激起了华尔街犹太银行家的强烈反弹。以他们富可敌国的财力而言,犹太银行家在美国金融领域的地位无可置疑,这一点美国社会的新老贵族都承认。但是在社交圈子和上流阶层中,由于宗教和传统的偏见,仍然没有形成对犹太人宽容态度的共识。甚至直到今天,依然能在美国社会找到歧视犹太人的痕迹。

  在美国的犹太人中,其实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等级。其中高等的犹太人就是所谓的“赛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他们这一分支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大约在1654年前后到达美国。赛法迪犹太人到达美国的时间,甚至比大庄园领主家族还要早。这些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与19世纪陆续来到美国的德裔犹太人不太一样,他们的很多宗教传统和生活习俗秉承了中世纪保留下来的独特风格。[18]赛法迪犹太人往往认为他们是美国犹太人中间最高贵的一个阶层。他们与美国的大庄园领主家族圈子基本能够相互认同。

  第二个犹太阶层就是以赛利格曼、贝尔蒙特、希夫、沃伯格、斯佩尔、雷曼、高曼、赛克斯、古根汉姆、库恩、雷波等为代表的德裔犹太新贵家族,他们都是在19世纪30年代陆续从德国移民美国的,其中除了希夫和沃伯格之外,多数人在德国时并无显赫家世,往往是从小商贩起家,然后陆续自50年代开始进入银行业,随着美国经济崛起而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基本上是在南北战争前后二三十年的时期里,在金融领域迅速发家致富,其速度大大超越了在欧洲的犹太银行家族。

  美国银行体系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商业银行体系,师承汉密尔顿的金融思想体系,主要以新英格兰地区传统大家族为核心,垄断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系统直至今天。另一派则是以犹太银行家为主体的投资银行体系,特别是德裔犹太银行家构成了华尔街的中坚力量。[19]他们以票据交易、股票上市、债券承销业务为核心。如果说商业银行是创造信用的源头,相当于人体造血和供血的骨髓与心脏,那么投资银行就是疏导资本和信用的渠道,就如同人体的主动脉和静脉,以及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当私有的中央银行建立后,商业银行心脏供血的功能被转移到了传统大家族和犹太银行家族共同控制的中央银行手中,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繁荣时,两派人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危机时,则相互倾轧,力求自保,有时联手胁迫政府救助。中央银行为两派的协调机构,而政府充当最后的买单人。

  犹太人中的第三个阶层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东欧和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以纽约为例,1870年纽约的犹太人口大约为8万人,占城市人口的9%。到了1907年,每年平均有9万犹太人到达纽约,这一阶段中大部分犹太人是俄国和波兰的移民。纽约的犹太人口曾接近100万人,占整个纽约人口的25%。[20]随着大批东欧犹太人的来到,纽约的犹太人社区发生了重大分裂。

  德裔犹太人19世纪中后期来到美国时,曾被更早的“赛法迪犹太人”瞧不起,这批人进入美国金融业并获得了巨大财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上流社会圈子。当大批东欧犹太人来到时,德裔犹太人对初来者也曾抱有强烈的偏见。德裔犹太人居住在纽约的贵族区域,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整齐,家庭富有,举止言谈已颇有贵族风范。而东欧犹太人则在贫民区较为集中,举止粗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带着不同的异域文化,操着奇奇怪怪的口音,争论着各种各样的思潮,这些不同想法不同背景不同阅历的人一起涌到了纽约,对传统的德裔犹太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困扰。

  德裔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存在着显著差别,德裔犹太人极度看不上新来的东欧犹太人:这些人乱扔垃圾,到处吐痰,拥挤居住,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到处推推搡搡,行为粗鲁,甚至暴力、饥饿、犯罪等社会问题频频出现在东欧犹太人的社区中。其实这些被“上等”德裔犹太人所深恶痛绝的毛病,与几十年前他们刚到美国时一模一样。德裔犹太人中甚至出现了“反犹倾向”,德裔犹太人觉得自己来源于德国文化,充满了和平、自由、进步、文明的遗传基因,认为自己在犹太人中间高人一等。当他们谈起从东欧和俄罗斯来的新犹太移民的时候,那种轻蔑、厌恶、嫌弃之情溢于言表,仿佛谈论的是另外一个种族。

  从另外一方面看,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很快发现,这些德裔犹太百万富翁也曾是做小生意起家的贩夫走卒之辈,德裔犹太富豪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所以大量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试图模仿当年德裔犹太人的发财经历,纷纷做起小商小贩的买卖,在纽约的大街上推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而这又使德裔犹太人感到难堪和厌烦。很多东欧犹太人为了能够更美国化一些,向德裔犹太人学习,把自己名字的拼法进行“美国化”修改,试图使自己融入德裔犹太人的圈子,但是他们始终也没有成功。

  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另辟蹊径,带着在欧洲旧大陆的悲惨遭遇和对美国新大陆的美好憧憬,从无到有创立了美国的电影业——好莱坞,把他们的“美国梦”在电影和现实世界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好莱坞的六大创始制片公司:环球、派拉蒙、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和哥伦比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犹太移民。

  20世纪初电影技术出现,纽约的犹太移民开始经营电影院,进而开始投资拍摄电影。由于受到以爱迪生为首的东部电影托拉斯的排挤,犹太制片人开始移居加州。1915年犹太移民卡尔·莱米尔(Carl Laemmle)在好莱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规模巨大的电影城——环球影城,开始了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到1920年,其他五大犹太制片厂也相继建立。在20世纪20~30年代,好莱坞电影成为文化娱乐的圣地。3/4的美国人每周要看一场电影。

  犹太移民创造的自由,民主和自我奋斗的“美国梦”,通过大众传播渠道——电影——来宣传的文化符号又反过来获得了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认同,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好莱坞进而把“美国梦”传播到全世界。

  【参考资料】
  [1]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58.
  [2] Katz,Irving,August Belmont;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3]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37.
  [4] Ibid,P74.
  [5] Bertram Korn,American Jewry and the Civil War,P161.
  [6]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7]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119.
  [8] Ibid,P120.
  [9] Ackerman,Kenneth D. Dark Horse:The Surprise Election and Political Murder of James A. Garfield,Avalon Publishing,2004.
  [10] Mellander,Gustavo A.,The United States in Panamanian Politics:The Intriguing Formative Years.
  [11] Ibid.
  [12] Stephen Kinzer,Overthrow- 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2006.
  [13] Cyrus Adler,Jacob Henry Schiff:A Biographical Sketch,New York: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1921.
  [14] Ron Chernow,The Warburgs,Random House,1993.
  [15]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222.
  [16] Ron Chernow,The Warburgs,Random House,1993.
  [17]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Vol. XVI,P431-432.
  [18] Kaplan,Yosef,An Alternative Path to Modernity:The Sephardi Diaspora in Western Europe.Brill Publishers (2000).
  [19] Walter Lord,The Good Years.From 1900 to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60.
  [20] Diner,Hasia.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1654 t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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